（学生通讯员 肖靖林）4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做客新人文讲座，在六教以“土耳其的革命史叙事”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分析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官方史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阐释土耳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书写方面的重要影响。

主讲人昝涛

讲座伊始，昝涛指出如何理解历史叙事以及权力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伟大的革命往往是取得胜利的革命，会对其自身和革命之前的历史重新书写。他梳理土耳其革命史及制度变革，认为最大制度性变革是1923年宣布共和，蕴含新的政治原则，土耳其革命胜利后开始文化革命，如字母革命，1937年被写入宪法的由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国家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组成的凯末尔主义（又被称为“六个箭头”）等等。对土耳其来说，革命史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另一方面，它也承担了为政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提供合法性的功能。

昝涛强调要理解变化的重大背景。一方面要考虑土耳其版图的地理因素，它在革命过程中逐渐缩小，但土耳其共和国所处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重要性和敏感性在今天不弱于奥斯曼帝国时代。另外，土耳其革命史诞生的历史叙事受到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深远影响，凯末尔认为革命需要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政治形势和人民心智，要改变人们建立社会联系方式，即从宗教和教派联系转变为土耳其民族团结，要求所有变革根据“具体的、现世的需要”进行，政治革命是打败外敌入侵的独立战争，新政治形势是共和制，民族团结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他名为Nutuk的演讲涵盖1919年5月19日土耳其独立战争开始和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间的事件，是土耳其革命史观的最重要文献，Nutuk影响下的土耳其革命史叙事重视领袖作用，强调反侵略和独立。1946年凯末尔之后，土耳其进行政治体制革命，以Nutuk为基本的文本规定的单线革命领袖为中心的叙事变成复线，国际学者对土耳其革命史的看法不一并引发反思革命史观。

昝涛讲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工程，即教材编制。土耳其革命意识形态含有民族主义，而民族史观是体现民族主义很重要的角度，很大程度影响历史叙事。如历史教材和《土耳其史纲要》强调土耳其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反对有关土耳其人的西方中心史观，旨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增强民族自尊。

昝涛强调，历史书写都有背后蕴含的观念，土耳其发生过伟大的革命，遭受过殖民，有其自身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革命史的需求，即革命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历史书写的范式。学习世界历史除了需要了解历史逻辑外，首先需要知晓书写历史背后的权力观念。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同样重要。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昝涛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土耳其国父称谓、民间特色、民族认同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世界史系列专场》第十六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历史系程钢副教授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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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专攻土耳其现代史、中东研究。主要作品有专著《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学术随笔《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历史与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论文《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2019）、《“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2020）、《在布哈拉与“幸福门”之间——16-19世中亚穆斯林朝觐与丝绸之路西段的耦合》（2021）、《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等。开设课程《土耳其语文献导读》《奥斯曼-土耳其史》《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民族主义研究专题》等。

供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