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下午在六教，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博士做客新人文讲座，以“故宫文物南迁始末”为题，为百余名线下及线上参与讲座的师生阐释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和意义。

讲座伊始，祝勇指出故宫文物南迁对故宫博物院院史、中国抗战史、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故宫文物南迁指抗战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被迫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撤离的辗转跨越两万多里历史，空间广义上涉及南迁、西迁、东归、北返四个阶段。

祝勇详细讲解故宫文物南迁的缘起与迁移过程。在1932年8月，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如何处置故宫的大量文物和前往何处的问题上曾有诸多议案和社会争论争议。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首批文物定于1933年1月30日起运，2月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踏上南迁之路。文物全部抵达上海清点，逐一审核登记。南京分院建立后，文物运至南京。卢沟桥事变后，文物分三路西迁。1945年，文物集中运至重庆，并历时2年分批东归至南京。1947年“翁宅会议”决定部分南迁文物分批迁台。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护南京文物。1950年南迁文物北返，至1958年，除去台文物和部分留南京文物，南迁文物全部回到北京。

祝勇指出，在战争环境中，故宫文物的长期迁存对运输、包装、保存等条件都有极为严苛的考验。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提早组织工作，评估哪些文物需要南迁，讨论并实验如何保护脆弱的文物免于损耗，如何包装物理性质极为不同的文物，如何在严密包装下运送体积、重量都极为巨大的文物等等，故宫人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努力。重返北京的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运往台湾的文物因气候潮湿等因素造成故宫文物南迁中的损失。马衡请欧阳道达写《故宫文物避寇记初稿》，作为对南迁一事的重要史料记载。另一方面，沿途举办国内外展览，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也争取到国际同情和支持。

祝勇指出强调，故宫文物南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故宫文物南迁体现了故宫人与全国民众以血肉之躯守护国宝的巨大勇气和抗战斗志，构成抗日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是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的一个奇迹。

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祝勇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南迁文物为何在南京长时间停留、迁往台湾的文物在故宫文物藏品中所占比重等问题。

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故宫系列讲座》第七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蔡文鹏副教授主持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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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十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