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上午，我院科学史系学术例会第104期举行，由科学史系博士生秦晋主讲，题目为“全面抗战时期川江轮船的建造”。

秦晋首先介绍说，抗日战争对于不同工业门类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门类遭受巨大打击，一蹶不振，但也有一些门类因抗战和建设的需求获得发展，而其中选择的技术形式又带有战时性与地方性的特点，长江上游川江地区的造船工业在抗战期间的兴起就提供了这样的案例。

报告分为“战时川江造船工业的兴起及其动因”、“造船技术路线的选择和木质轮船方案的形成”、“木质轮船的建造及相关技术”、“战时川江轮船工业的意义”，即“何以造船”、“造什么船”、“如何造船”和“怎样评价”等四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提出，川江造船工业兴起的背后是抗战中的全面内迁和随之而来的长江航运重心向上游的转移，这一变局为在地建造轮船既提供了强烈需求也带来实现条件。由于后方造船钢材的自产和进口都十分困难，在进一步综合了船舶性能、航线需求和建造能力等因素之后，新建船型被大致确定在100英尺级及以下的木质轮船之中。这些轮船的建造过程中体现了许多与战时和后方条件相符合的技术特征，如结构上与一般的轮船相近，但以本地木材为原料并同时使用传统榫卯、钉锔和现代螺栓等连接方式；又如一些轮船为满足小型化和节油化的需要，引入了“木炭汽车”使用的煤气动力装置。同时，木质轮船的建造也为工匠与工程师的合作，为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两种造船体系的融合借鉴提供了桥梁：传统木匠在造船工厂中逐步具备如识图、用图等现代工人技能；而工程师们接受本地材料和部分工艺后也开始使用传统造船的如“五寸三钉”、“七寸三锔”等检验方法。此外，以钢骨木壳船和喷水推进船为代表，技术人员在战时以木质轮船为平台，仍在探索适应中国条件的技术形式。

报告最后，秦晋总结了战时川江造船工业对于支援抗战、培养人才，以及拓展中国现代造船与航运体系的意义。同时提出，如果单纯从经济性或技术进化的观点的出发，那么战时选择的造船技术形式无疑是“落后船”，然而这些船舶形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在中国仍非鲜见，为地方航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无论是作为对中国近现代造船史的补充，还是作为“适应性技术”这一概念的研究案例，对这些“落后船”的历史研究仍值得继续。

报告结束后，由胡翌霖老师主持了讨论。王巍、胡翌霖、王程韡、蒋澈、刘杭、李兵、顾萍等老师和徐军、陈明路等同学进行了发言，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突出研究问题与既有研究的对话性，在对技术的考察中也可突出一些典型要素间的矛盾、博弈及其后果；作为研究的基础，对世界和中国造船史发展应有全面且深入的把握，可再略做注释，也可与日本发展造船替代材料和技术的历史进行对比；仍不可忽略对经济因素的考察，可将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进行对比，作为“需求”部分的支撑；进一步考察战时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和体系性，如造船本身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并考虑背后社会环境的不同；从反殖民者主义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从这种“落后”中重新定义殖民和半殖民地在技术上的“进步”和“突破”；可从适用性技术、“中层技术”或“技术金字塔底层的技术”等理论出发，进一步审视这一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