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上午，我院科学史系学术例会第99期举行，科学史系博士后刘杭发表题为《批判与争鸣中的前行：“福曼命题”五十年》的报告。

“福曼命题”的产生源于美国科学史家保罗·福曼（Paul Forman, 1937-）在1971年发表在《物理科学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杂志第三期的一篇长篇论文《魏玛文化、因果性和量子理论，1918-1927：德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敌对知识环境的适应》（以下简称《适应》）（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1927: Adaptation by Germ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 to a Hostil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报告首先通过Stephen G. Brush, Karl von Meyenn, Suman Seth 以及Julia Harriet Menzel 和 David Kaiser在不同时期对“福曼命题”的评价展现了“福曼命题”在国际科史哲领域享有的长期不断的影响力。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极为有限，而且距今时隔太久。刘杭老师认为此时非常有必要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并希望通过此次报告厘清一个问题：“福曼命题”是什么？

报告接着就保罗·福曼的学术背景和主要研究工作进行了简单介绍。随后报告重点围绕《适应》进行了详细解读，突出讲述了其中涉及到的“雅默命题”、《适应》中的核心论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适应》中的三个分论题逐级进行了论述。除了对《适应》中涉及到的观点和具体论证的解读以外，汇报中还涉及到了福曼在《适应》中所采用的“社会学”分析路径和假设的模型。在此之后，报告以魏玛时期作为权力替代品的科学、魏玛时期严重党派化的物理学家群体和文化因素对量子力学初创时期的影响三个议题，概括介绍了福曼在《适应》发表之后就德国魏玛时期的物理学和物理家群体所作的后续研究工作。核心主题汇报后，刘杭老师对“福曼命题”中涉及到的社会-文化因素与科学因素在量子力学产生之前对德语文化范围里的物理学家在抛弃“因果性”和转向“非因果性”的问题上起到了何种作用、随之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此基础上，刘杭老师还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适应》在当时的科学史研究中的特殊性以及福曼早期的科学史观进行了相关论述。

最后，报告提及了国内关于“福曼命题”的现有研究基础以及中国学者与福曼的友好往来。其中不仅提到了国内科史哲领域的前辈们就该议题所做的研究工作，还展示几张极具历史价值的老照片，生动地显示出中国学者与福曼有着持续的友好往来。

在报告后的讨论中，王程韡副教授围绕福曼伯克利学生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该时期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做了补充说明并问到福曼在研究中是否受到了所处环境的影响。王巍教授补充了魏玛德国同时期哲学家关于因果性的看法，并就“福曼命题”中否定“因果性”的现象是否仅限于德语文化范围等问题提出了疑问。胡翌霖副教授就《适应》中提到的关于BKS理论在德国科学家群体中的快速接受能否作为“福曼命题”核心论题的论据提出了质疑。刘钝教授问到“福曼命题”提出之后国际学界进行了哪些批判和讨论。蒋澈助理教授、在站博士后李兵老师、博士研究生曹秋婷、杜少凯和徐军还就福曼与SSK的关系、“科玄论战”中的外来影响因素、福曼博士论文的研究以及福曼与其导师库恩的研究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