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上午，我院科学史系学术例会第98期举行，科学史系教授杨舰发表题为“历史视角下的科技风险与人类安全：从原子弹到原子能”的报告。

报告的话题来源于杨舰在翻译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山崎正胜所著的《日本的核开发：从原子弹到原子能》（山崎正勝：『日本の核開発：1939～1955－原爆から原子力へ－』績文堂出版、2011年）过程中的思考——原子能的发现的利用，带来了全新的技术，也带来了灭绝全人类的风险，因此“技术风险”成为我们回望20世纪科学技术史的一种重要视角。

报告首先围绕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NISHINA Yoshio, 1890-1951）介绍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核开发经过：受德美等国科技情报的启发，日本陆海军也分别投入了核兵器的开发，但因铀材料不足、浓缩技术不过关和美军轰炸等原因，在战败前夕均已停滞。战时为陆军航空本部核开发服务的仁科在军国氛围的加持下，从投身基础研究转变为“为国服务”，但在目睹广岛、长崎核轰炸后的惨景之后，终于意识到核战争将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从而转向支持管控核兵器和爱因斯坦主张的“世界政府”设想。

报告重点讲述了战后日本原子能开发体制的形成过程：1952年军事占领状态结束后，作为总理大臣直属特别机构的日本学术会议提出重启原子能研究。但日本学术界许多人担心核技术会被日本政府或在美国的指使下用于军事用途，因此对核开发的制度问题争论不休。1954年，一些国会议员绕开日本学术会议，以跨党派的形式共同推进原子能开发列入预算。同年，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环礁的氢弹试验导致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的船员受到了巨大的放射性伤害，从而在日本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民众签名运动。以此为背景，日本终于在1955年底通过了《原子力基本法》，其中明确了“民主、自主、公开”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三原则。然而，在美苏冷战和美日同盟的现实背景下，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期待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同样在1955年，美国政府提出愿意为“第五福龙丸”的受害者提供“慰问金”，并与日本政府签署了《日美原子力研究协定》。日本接受美方的浓缩铀援助，显然与“三原则“中的“自主”、“公开”产生了冲突，日本学术界、民间和政客们之间为此进行了反复的争论，“结果便是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辞与博弈中达成了妥协”。

总结来说，报告阐述了日本在“从原子弹到原子能”的研究转向过程中，为建立起一种新的科学体制和伦理的经过和波折。在这其中科学、政治、伦理等相互交织，更加令人深思。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一话题也启示我们：对于例如核技术的风险等世界性的话题，从历史出发，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角度出发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在报告后的讨论中，刘钝教授首先发言，提出关于美国、苏联的核技术开发已有不少研究，而山崎教授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核开发中的日本视角。同时刘老师也向大家推荐了关于英国早期核开发的研究专著——《丘吉尔的原子弹：一部科学、战争与政治的秘史》（Graham Farmelo著，国科大刘晓教授译，2020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之后游战洪、陆伊骊、吴国盛、胡翌霖等老师先后发言，就1940年代末科学家对于原子弹管控和“世界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战时核武器开发的认知、战后美国对日本科学界的调查等史实，并对跨国历史研究中的方法、政府视角外的对日研究、新人文主义在现实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科学史中的科学与政治等方法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