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下午在六教，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侯旭东做客新人文讲座，以“制造农民：中国农耕为本传统的形成与背景”为题，为到场的100余名师生及线上200余名师生阐释了中国社会以农耕为本是如何在历史中逐步形成、演变的，并探索“制造农民”背后的历史因由。

演讲人侯旭东

讲座伊始，侯旭东请同学们思考，中国是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论点，但是自古如此吗？侯旭东指出，实则不然，民众普遍成为“农民”是在农本思想转化为统治政策后，经过国家与官府长期的制度强制与教化才形成的，耕织结合亦是在同样背景下出现的。其中，授田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律、国家政策与官员的努力亦有直接作用。

侯旭东引用古文字、传世史料、出土文物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介绍了田狩与田作的区别，“田”字最初既包括田狩也包括田作，后分为两字，“畋”指田狩，“田”指田作。在秦汉时代，既有发达的农业也有粗放的农业，在不同地域内呈现极为不同的复杂的经济面貌。在当时，渔采狩猎与田作一样，同属百姓维持生活的方式。秦汉时期，除去少数地区，农耕的发展没有统治者期待得那么快，水平也没有今人普遍估计得那么高。

侯旭东指出，从最初历史条件来分析，“务末”是从事非农业是民众趋利避害的自我选择之一，但如果放任百姓“入山泽谋生”，百姓出于本能，大概不会务农，这是官府不乐见的，因此需要“壹山泽”，即由国家控制山泽资源。战国纷争中，为了在持续战争中获胜，各国纷纷采取变革措施，创建以将相为首脑的官僚制度，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推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颁布成文法律，强化君主的控制。不少国家建立户籍制，实行授田制，迫使百姓务农，为国家持续提供赋役。驱农为民，可以使民由怠惰变为勤劳，安土重迁，便于统治。

侯旭东认为，汉承秦制，在“上农”上继承秦代的衣钵，继续实行授田制，最终采取抑商，其中接受了重农思想的儒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地区人口在波动中增长、自然环境的逐渐变化、野生动植物资料减少以及朝廷制度上的引导与塑造，多种因素促成民众以农耕为生，各地勤劳的中国“农”民是战国以后逐渐改造的结果。

最后，侯旭东指出，上述过程历时弥久，起点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对后代影响最深远的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终点大概是在唐初，前后经历了上千年。《隋书·地理志》记载“好稼穑”与“重农桑”地区的增加显示了这一变化。其间受到改造的还有皇室。中国的许多传统都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现场同学提问

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侯旭东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地主在何时产生等问题。本场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中国史系列”第五讲，亦是本学年度首讲，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王巍教授担任主持。

相关链接：侯旭东，1996-2008年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8年5月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出土文书简牍，近年关注古代国家的形态与运行机制。出版《什么是日常统治史》（2020）、《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2018）、《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佛教信仰》（2018/2015/1998）、《近观中古史》（2015）、《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05）等，发表论文70余篇。主讲“中国古代文明”“秦汉史”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