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主任沈卫荣发言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下午好：

有幸受邀作为教师代表在今天这个典礼上讲话，让我很惶恐。前几天听陈壁生老师在日新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说，他受邀代表老师们发言也非常惶恐，因为他的普通话实在太不普通了。我的惶恐和陈老师的不一样，我害怕的是自己的讲话太普通，讲不出来什么大家听不懂的话，会让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失望。这些年大家已经听过、读过太多文采飞扬、激情四溢的致辞了，期待和口味都水涨船高。可我虽然现在是中文系的主任，但我不是朱自清，写不出可以传颂千古的好文章。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位藏学家，研究少数民族语文，虽然我也可以不吹牛的说，我现在做的学问与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所做的学问很类似，但是，我出身贫寒，自小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古典人文教育，自然不可能像出身世家的天才学者陈寅恪一样对人生、社会和学问都有深刻的觉悟。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期待今天我能讲出什么妙语箴言。惶恐之余，我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折中方案，即不去考虑文采和思想，就和大家来谈一个比较实在和学术一点的东西，讲一个大家可能已经遗忘了的词汇，它就是Philology，语文学。语文学曾被萨义德先生称为是“在与人文主义相关的所有知识分支中，几乎是最不时髦、最不性感，也最不现代的一个”学科，但我近几年来却言必称语文学，希望大家今天有耐心听下去，今后也能关注和理解语文学。

什么是语文学呢？《牛津英语词典》中说：Philology is the love of words, literature and leaning，“语文学是对言语、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它与“对智慧的热爱”的哲学相对，是人类两大知识和精神体系之一。热爱思想、智慧的是哲学，热爱语言、文本和学问的就是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起源于语文学。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本，它的理论是解释或者“诠释学”，它的方法是分析，包括语言结构、语法分析、文本对勘和文本的低级和高级批评等等。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有语文学这回事，但现代人文科学一切分支的源头都可以归结到语文学，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体系下，即使是神学、哲学、经学和宗教研究，也都必须首先是一种语文学的和历史学的研究，否则，它们就是不科学的、不学术的。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语文学和人文科学各大分支学科之间的紧密关系。

首先，我来谈谈语文学和哲学、思想研究的关联。这些年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不知有多少人真的领会了它的甚深密义。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法国思想家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在1848年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现代精神，即理性主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在同一天诞生的。语文学家是现代精神的奠基人。”显然，今人津津乐道的这句陈氏名言与勒南所说的现代精神一脉相承，它既是语文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这种精神早已经出现在了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萨(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的名著《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萨相信以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方式来阅读《圣经》，即把《圣经》作为一部世俗的语言和历史文献来研究，就能改变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而塑造出一个公正的民主政体。无疑，正是语文学打破了上帝和神学的权威，催生了现代性和现代精神。所以，今天的神学、哲学和宗教学教授不见得必须是一名哲学家，但他/她必须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史和宗教史家，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和宗教诠释学家。语文学精神要求我们对任何既有的学术和思想传统，对任何权威的学术叙事和建构，都时时刻刻保持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唯有如此，学术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关系。萨义德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讲演稿题为“回归语文学”，他认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必须要回归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在现代人文学术体系中，文学研究通常包含语言和文学两个部分，但语言研究越来越向科学的方向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语言学（linguistics)学科，它是“语言的化学”；而文学则是“语言的魔术”，文学研究包罗万象，但过分注重对文学叙事、话语建构的理论诠释，越来越脱离文学经典和文本本身。半岛线上官网的人则利用文学文本去研究政治、历史、思想、宗教和道德等所有与人文相关的课题，以致有人说文学研究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文学。本来语言和文学研究是语文学的两个最直接的继承人，可它们却都把语文学当成了“他者”，语言学觉得语文学还不够科学，所以要脱离和超越它；而文学研究则常常因为理论开道，走得太远，以致找不到文学研究之核心所在，所以，常常有理论家们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无疑，语言和文学研究只有同时回归语文学，才能找到交界点和共同的地域。

接下来谈谈我的本行，即语文学和历史研究。语文学是一门旨在建构的学问，即通过对民族语文的掌握，和对大量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正确解读和理解，来建构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真实面貌。傅斯年是语文学家，他说“史料即史学”，相信史料自己能够说话，只要我们能够收集和整理出足够完全的史料，并对它们做细致的语境化和历史化处理，那么，我们所要追求的那个客观的历史真实就已经跃然于纸上了，再不需要文章家和道德家们妄喙一辞了。而后现代主义史家也说“史料即史学”，则是认为任何史料都是一种历史写作的结果，历史本来就是建构出来的，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真实和客观的历史。这两种对待史料和历史的进路看似冲突，但有其共同点，都必须重回语文学。语文学家认为文本只是一种展现出来的表象，其内核须通过他们来鉴定和考证，语文学对史料的处理是一个严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追求的是对其所载历史内容的准确和全面的理解，而对文本作者的个人立场、写作背景等的细致检讨，本来就是文本语文学之所谓“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实践的最重要的内容。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接受傅斯年把历史学和语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主张，那么，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研究就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现在让我重新回到“何谓语文学”这个题目，这是一个说不尽、道不明的题目，在此我想向大家重点推介尼采的语文学观。大家都知道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却很少人知道他还曾是一位十分失败的古典语文学家。他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学教授，他的第一部专著《悲剧自音乐精神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r der Musik)，是一部很糟糕的语文学作品，受到了他同时代语文学家们激烈和尖锐的批评。而晚年的尼采却最终从他可怕的失败经验中顿悟出了最宝贵的语文学精神，他说语文学是“一种慢慢读的艺术”(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它是读书人必须具备的金匠般的手艺，“慢慢读的艺术”是要人“放缓速度，揣摩词句，全神贯注，深入思考，用心领会，体察入微。”他还说：失去语文学这门艺术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失去一种最好的教学方式，失去众多宝贵和丰富的历史记忆，也将不再能够接近已被现代性摧毁了的生活方式，不能享受和人类的过去（和先贤们）相沟通的那份奥妙。而人之为人，无非就是要理解古典、现实和我们自己，而这正是我们语文学家的任务！

借助尼采上述这段话的巨大加持力，我斗胆给在座的人文学院的研究生们提出两点希望。

第一，我并不希望你们今后都成为专业的和职业的语文学家，但我殷切地希望你们能够坚守语文学的态度、立场和精神。这可以是仅仅对语言、文本和学问的热爱，但更应该是对语文学方法的坚守，即对实事求是的、实证的、科学的、理性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坚持和追求，对最基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积极维护。语文学的基本原则或就是傅斯年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也可以是韩儒林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千万不要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读书，千万不要信口开河、炫人耳目地诠释文本，这样的做法严重违背了语文学精神，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理性和科学准则背道而驰。

第二，我希望你们能够将语文学当作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过一种“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语文学的精髓就在于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和丰富的意义，进而寻求对人、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带有偏见和互相矛盾的信息，若我们没有能力对CNN、抖音和今日头条等新闻媒介所传达的海量信息，做语文学的鉴别和批判，那么我们自以为了解的这个世界只是一种虚幻和不真实的存在，我们孤苦无依地迷失在了这个五彩缤纷的虚幻世界里。若我们能坚持语文学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寻求对他者、对世界的正确、多元和甚深的理解，寻求以一种宽容、开明、自在和和谐的语文学方式来与这个充满了矛盾、误解和冲突的世界交往，那么，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拯救，而且，我们还能为拯救这个世界作出一丁点的贡献。

说得有点太多了，其实我并不好为人师，我也很少给人推荐什么必读书目，我不觉得世界上真有什么此生必读的书籍，我始终相信you are not what you read, you are how you read, 不是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决定你能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的是你如何读书。如果你人云亦云，尽读些别人都在读的书，或者别人让你读的书，那你注定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如果你别出心裁，匠心独运，能与众不同地读一本书，或者专读别人不读和读不懂的那些书，那你终究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有人说数学是自然这本书的语言，而语文学则是人类这本书的语言，既然在座的或都和我一样，并不擅长数学，读不懂自然这本书的语言，那么，我们至少要努力去读懂人类这本书的语言，至少都要学一点语文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