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下午，我院中文系谢思炜教授荣休学术讲座在蒙民伟人文楼B208室举行。谢思炜教授于2001年调入我院任教，2020年4月退休，特此应邀进行题为“注书与考句——古代文学研究漫谈”的主题讲座。讲座由中文系马银琴教授主持，中文系罗钢、王中忱、汪晖、解志熙、格非、孙明君、刘石、李守奎、张玲霞、张赪、江铭虎、马银琴、王小宁、陈国平、邱冰、贾立元、吴娟、袁先欣、李飞跃、熊鹰等二十余位教师出席，数十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

院党委书记孙明君教授首先致辞，回顾了与谢思炜教授在清华二十年的同事经历，并特别指出在2005年前后，包括谢思炜教授在内的古代文学专业四位教授为申请学科博士点奔走多地，对学科建设和中文系的发展贡献良多。2007年11月，谢思炜教授受日本九州大学与明治大学联合邀请赴日进行学术访问时，孙明君教授亦在九州大学任外国人教师，亲见谢教授的《白居易诗集校注》与所做学术讲座在日本广受好评，著名汉学家冈村繁先生也对其讲演与学识再三致意。孙明君教授指出谢教授治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文献为基础，做贯通研究；二是不满足于现状，追求新境界。谢教授早年的研究从文献调查与版本比勘等入手，对白集、杜集的校注工作，更是立足文献、融会贯通的研究，《杜甫集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三编体大思精，成就卓著。在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后，谢教授仍然在寻找新的学术领域，转向诗歌形式层面的研究，援引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古典诗歌的词汇、句法等，都体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持续的学术热情和自觉的创新精神。

谢思炜以时间序次展开介绍自己的治学经历。谢思炜于1970年初中毕业后，分配进入建筑公司做瓦工中的抹灰工，没能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谢思炜本钟情于哲学与经济学，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到古代文学方面。本科期间，通过对《史记》《左传》乃至其他古代文学典籍的阅读，打下了较好的文献阅读基础。

谢思炜在研究生阶段师从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攻读唐宋文学方向。读研期间，按照导师指导，一年读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代作家，一年读苏轼等宋代作家，主要以老师布置阅读范围、学生提交读书报告的方式进行学习。与此同时，启功先生还开设戏称为“猪跑学”的课，传授古代文史各方面的知识性内容，其中的很多在一般的课程或书本上未必能够查到。邓魁英先生、聂石樵先生对于选题、为文的经验与教诲，郭预衡先生“记问之学、章句之学、通人之学”的治学教导，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师生之间讨论很多，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老师，获益良多。谢思炜强调，向启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与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见识到了做人和做学问的境界，自己心向往之，明确了努力方向。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对学生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读研期间，谢思炜关于吕本中及江西诗派的研究、对二王本《杜工部集》中小字注性质的探讨等，已体现出从材料考证、版本校勘出发的特点。谢思炜指出，在研究中完全不触及文献工作、只用别人整理好的文献，有时就会受到一些限制。从文献做起，能够心中有数，讨论便可更为深入彻底。由文献入手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即便是杜甫这样前人研究已经十分丰富的作家，对其文献的基本理解仍然存在一些歧议。由此展开研究，就可以对陈说有所补正，讨论更为深入。

1980年代是西方学术观点、流派与研究方法大量译介进入国内学界的时期，谢思炜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禅宗与中国文学》，便以存在主义学说与由法兰克福学派而来的“西马”或“新马”学说为主要理论参照。谢思炜认为，对待这些理论，应当有所了解，不宜局限自己的眼界。在进行某一方面的具体研究时，若需要了解国外研究成果，还应当尽量阅读原著。这不仅能够较快地熟悉外文文献，了解学科前沿动态，也能训练思维方式、有助于写作。

谢思炜的博士论文《白居易集综论》于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选题既与启功先生对白诗的推崇相关，也源自日本抄本文献的发现。谢思炜在读到日本学者太田次男先生介绍在日白集抄本情况的论文后，对此展开系统调查。日本的白集抄本源自唐代，僧慧萼将苏州南禅院保存的白集传抄至日本，在日本形成一套抄本系统，与国内的刻本系统有所不同。有了这些文献上的发现，就能够对白集的版本情况进行较前人更为全面细致的研讨，对其生平、创作的研究也可得到推进。

在这些积累之后，谢思炜倾力校注白集，完成了《白居易诗集校注》与《白居易文集校注》。此前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在体例上更侧重笺释诗中人事与所涉史实，校注本则需要更为全面，词语、典故等也需要进行注解。朱金城先生的笺校其功甚伟，但略有遗憾的是由于工作进行在60年代，在版本校勘上没能利用上日本的抄本，对于读者来说，一些词语典故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注释。对文集的笺注则又有不同，文集一部分是白居易做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期间起草的文件、制诰，一部分是个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是一手文献，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又是有代表性的唐文，有其文学意义。校注中涉及的史实、史料较多，过程中也涉及到一些考辨文献的工作。比如岑仲勉先生非常敏锐地看出了白集中的拟制里有一些和历史不吻合的地方，从而认为这是伪文。通过与日本抄本的比勘调查，能够发现拟制确实是白集原有的，由此可以对前辈学者的判断做一些修正。在具体的校注过程中，一方面注意汲纳国内、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利用电子化、数据库的便利，这是当代研究较之前人的便利之处，应当善加利用。

在完成白集的校注工作后，谢思炜的研究领域又重新转向杜甫。在读研期间，又据《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和《九家注》等几种宋本进行校勘，对杜集的版本、文本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把握，同时提出二王本中原有注文多为诗人自注等观点。此后一直开设杜诗相关课程，对杜诗的自传性、伦理内涵、叙事艺术、解释史等问题皆有专文讨论。对杜甫集的新校注自50年代以来还付阙如，需要有能够满足当代阅读需求、反映当代学术成果的新注本。“注书是细读原著的最好方式”，谢思炜的杜集校注成果《杜甫集校注》于201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谢思炜在校注中选择维持原有编次，保存文献原貌，避免版本信息的丢失。20世纪以来，唐史研究、唐代制度研究如官制、科举等均有很大的深入，利用这些成果可以很好地促进对杜诗的理解。另一方面，唐代语言的研究也得到了明显的推进，当时的口语、俗语、流行词等也可以得到更为恰当的解释，这些都是杜诗研究的重要生长点。校注工作要求将各种细节问题全部梳理一遍，其中涉及到很多前人争讼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学术有所推进，自己也有很大收获。谢思炜指出，杜诗研究需要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一起推进。比如对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行为的进一步考察，就需要对当时的历史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杜诗是较早进入中外诗学比较领域的，国外学者对杜诗的传播、研究，对其语言艺术成就的讨论等也都值得关注。

完成杜甫集的校注工作以后，谢思炜的治学重心逐渐转移到诗歌词汇与句法。在诗歌词汇研究领域，借鉴汉语词汇学专书调查的工作方法，按照作家、文献进行调查，以期对诗歌词汇使用的历史发展进程形成认识。另一方面，赓续王力先生、蒋绍愚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诗歌句法学研究路径，对汉语诗歌的句法进行调查。通过建立一种诗歌句式分类体系，对《文选》、杜诗、白诗等样本的分析，将诗句划分为各种句式，并统计各种句式的使用情况，以期对诗歌写作的变化、句法的演变进行分析，可以在古代诗话印象式点评的基础上进行更全面的引证，从而进一步讨论汉语诗歌在形式上的变化，比如同时代、甚至同一作者的古体与近体、五言与七言在句法使用上的区别和偏好。古人有五言诗添上两个字即成七言诗的说法，但通过句法调查可以发现并非如此，杜甫在五言和七言里最常用的句式就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句法规律的问题。

做句法调查经常面临的质疑是，古人诗作是否可以用语法衡量，诗体和散文的语法有没有大的差异？谢思炜认为，绝大部分的诗句都是遵循语法、可以用语法解释的。为了配合诗歌的节奏和声律，也存在一些其他文体里不常见的特殊形式。汉语是一种话题优先型语言，话题结构在诗歌文体中同样有很高的使用频率。过去人们用倒置、错位、省略等概念来解释的各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很大一部分可以在话题结构中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倒置、省略等解释将诗意相对固定化，而话题句可以提供一种松散、多元的解释。一直以来，人们对汉语诗歌缺乏语法的质疑，实际上与对语法学的片面理解有关。

无论是诗歌校注还是句法分析，谢思炜教授的治学都是从文本出发，先从文献层面厘清研究对象的基本状况，对文本的可靠性有自己的深入理解，而后在细致的阅读中发现问题，同时勇于吸纳新方法、开拓新视野。谢思炜也反复提到，自己的一些研究并非先有此夙愿，而是在此前工作基础上的延续。学者在寻找研究方向时，往往有量力畏难之感。这种对于研究的谨慎考量，往往能够确保自己的研究方向既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又是自己较为熟稔的领域，获得事半功倍之效。谢思炜指出，对古代文学学科而言，一定的文献训练是必要的，可以选取文本量适度、版本系统不过于复杂的诗文集入手，熟悉这一门径。句法分析除却在诗歌形式研究上的意义外，也是一种细读诗歌的方式。句法分析要求对诗意有较为充分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可以有半岛线上官网的心得、发掘半岛线上官网的论题。

马银琴对谢思炜教授的讲座与学术贡献作了精彩点评。马老师指出，谢思炜教授邃于唐宋各体文学研究，早年对吕本中与江西诗派、禅宗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成就斐然。《白居易集综论》深入调查白集的版本源流、运用了一批珍贵的日本文献，溯源式地考察白集核心问题，深入地讨论其思想与文学，至今仍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成果。谢思炜在文献之外也始终关注文学本质与价值的理论阐发，谢思炜曾经说过，“文学从来就是亲近正义、表扬高尚而满怀真诚的”。他的研究以文学为本位，往往兼采哲学与史学视角。如编入《唐宋诗学论集》中的诸篇佳什，在杜甫、白居易的自传性、叙事艺术、伦理内涵、及解释史等重要问题上的深刻见解至今仍历久弥新。自2000年任教清华以来，谢思炜十余年专注于杜甫和白居易两位唐代重要诗人的别集整理工作，先后完成《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和《杜甫集校注》三部书稿，总计500余万字。校注精择底本，博采各家，尽量利用新见材料与研究成果，是当代杜甫、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创获。近年来谢思炜在校注工作之外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转向诗歌内部的词汇、句法研究，创立诗歌分类体系，对诗歌中的三字脚、二字节、话题句等问题都有精彩的论述。谢思炜为中文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三部校注为代表的著作定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泽披后代学人。马银琴教授指出，荣休是一种具有温情的仪式，是对学术薪火相传的见证，今后也将继续延续下去，成为中文系的优良传统。

马银琴代表副校长彭刚向谢思炜教授赠送了清华简算表。中文系副系主任张赪教授代表出差在外的系主任沈卫荣教授向谢思炜教授赠送了荣休纪念牌、纪念影集。学生代表王春燕博士向谢思炜教授献花并奉赠学生合撰的纪念论文集。与会师生合影留念，谢思炜教授荣休学术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