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上午，我院科学史系学术例会第88期举行，科学史系全时特殊聘用教授刘钝主讲幻灭的“三足鼎之梦”——从霍尔丹与李约瑟的通信看非西方文明的科学编史学。

刘钝首先简单介绍了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的事迹，以及他与作为同事与政治盟友的李约瑟的关系。然后从自己记忆犹新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讲起，也就是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区主权，随后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英法联军入侵埃及的一系列事件。在此一年后的1957年7月，65岁的霍尔丹宣布放弃英国国籍和在这个国家获得的一切名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以抗议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从此移居印度，再没有回到自己的母国。

通过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与李约瑟研究所的霍尔丹与李约瑟的通信，刘钝发现，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之前，霍尔丹就萌生了移居印度的念头。吸引他的除了南亚次大陆生物多样性的丰富资源外，还有对印度这个新生国家的同情及其悠久文明的痴迷，李约瑟在中国文明研究中的成功无疑也是一种鼓励。以上的抗议声明不过是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政治秀。

在1956年10月9日致李约瑟的信中，霍尔丹写道：“浏览了你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之后，我确信人文主义思想，就如德尔斐神庙的鼎，需要有三个支撑：欧洲和西亚、印度，以及中国。我认为第一只脚是最稳固的。而因为有关印度的误解太多，我们对印度这只脚所知甚少。虽然我还没学过梵文，但是我被印度经典作品中常识数量之多所震惊，而印度经典通常被人们错误地解释为神秘主义。……无论如何，我希望两年之内在印度长期定居。如果我能活到80岁的话，或许我能够对印度的思想有所了解。”这封信表达了霍尔丹心中的一个蓝图，即以欧洲-西亚、印度和中国为代表，书写并向世人展示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霍尔丹1956年10月9日致李约瑟信（Ⓒ剑桥大学图书馆）

霍尔丹与李约瑟的通信还涉及很多有趣的故事，包括对李约瑟著作的评价、印度古代哲学与道家思想的比较、古代东方思想的整体论倾向、李约瑟的合作者、访问中国与印度的计划、霍尔丹及其夫人在印度的一些观察与思考等。

事后证明霍尔丹在印度这块前殖民地的活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所谓“三足鼎”计划只是一个虚幻的想法，这与李约瑟在书写中国文明上的成功形成巨大反差。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序中，李约瑟不无自豪地提到撰写这样一部著作的人需要有六个条件：第一要有多年的科学训练与从事实际研究的经验；第二要充分了解欧洲科学史并在其中某个领域做出过原创性工作；第三要对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科学技术的社会与经济背景怀有兴趣和一定的认知；第三要有不同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等人物的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及广泛旅行的机会；第五要懂中文；第六要能得到广泛领域的中国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指导。显然，不是所有的西方科学家都能胜任此事的；尽管霍尔丹与印度有一定的渊源和人脉，比起李约瑟在许多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刘钝认为，相对于霍尔丹，李约瑟成功的原因，除了他拥有众多旁人难以企及的条件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编史传统的国家，在这方面印度无法企及。刘钝还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例，说明历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担的“王者”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良史应该具备的修养、训练及道义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H.F.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用一整章来处理非西方文明对科学革命的贡献。他在书中也提到了其他一些非西方文明的贡献，如日本的和算、玛雅人的历法等，但是它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极为有限，值得放在科学革命框架内叙述的就只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了。在另一处他又说到阿拉伯世界与西欧有着共同的希腊基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霍尔丹的“三足鼎”隐喻。科恩也以印度还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编史学传统”为由省略了对印度科学的叙述。

最后，刘钝就霍尔丹在移居印度后没有就近访问中国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