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晚，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主办的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16讲在人文楼B102室举行。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杨剑霄博士主讲《佛教何以融入中国——中古“致拜君亲”论争问题研究》，我院哲学系圣凯教授主持讲座。

杨剑霄阐述了这项研究的缘起，提到自己是从对佛教护国和孝道观念的关注，逐渐进入到有关“致拜君亲”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一问题事实上涵盖了前述两种观念，把家庭和政治问题融为一体。他系统梳理了自佛教进入中国到唐高宗时代，围绕僧人是否需要致拜君王和父母展开的四次论争，即咸康论争、元兴论争、“沙门不敬王者论”和唐代的“致拜君亲”论争。通过对这几次论争的梳理，他指出佛教真正被士大夫和社会大众接受应该是在东晋时代，正因为它被广泛接受，致拜君亲的问题才会在当时爆发。换言之，当佛教成为被认真看待的“社会问题”，反而说明它已经深刻融入中国社会。

从这个视角来看，旧有研究以王权和佛教之二元对立为主要线索对相关问题的考察都略显单薄。而以儒佛争锋为主要线索的研究，忽视了从东晋到南朝的三次论争发生时真正的思想和话语背景是玄学。这三次论争中，前两次其实是治理问题的讨论，而非政治斗争，尤其元兴论争中参与双方处于同一个政治阵营。庐山慧远在第三次论争中所写《沙门不敬王者论》则是面向奉佛士大夫群体，具有社会文化影响。到了唐代，因为思想文化氛围的变化，论争的话语已经由玄学转向礼学。在唐高宗时代致拜君亲的相关讨论中，可以看到论争双方利用礼学话语进行的反复拉锯。四次论争的结果都是佛教占据上风，更可以看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程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