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欧美文学论坛第20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瘟疫如斯，文学永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教授，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松林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法国文学中的瘟疫”和“外国诗歌中的瘟疫书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演讲，来自全国各高校和学术团体近400名师生参加论坛。论坛由我院欧美文学研究中主任曹莉教授主持。

余中先从世界文学中的“瘟疫”谈起。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新约•启示录》、中欧的民间传说《魔笛手》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中都有对瘟疫不同程度的描写。17世纪拉封登的寓言故事《鼠疫中的动物》中，动物世界对瘟疫流行的“责任”彼此争辩，互相推诿；伏尔泰的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描绘了人们遭逢天灾的惨状，驳斥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20世纪作家吉奥诺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刻画了瘟疫中的浮生百态；帕尼奥尔的小说《鼠疫患者》中以戏谑和讽刺的手法描写了1720年马赛大瘟疫下人们的种种应对和行动；勒克莱齐奥《检疫隔离》探讨了疫情隔离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

接着，余中先从世界文学的版图和法国文学的脉络转入对加缪的小说《鼠疫》（La Paste）的深度解读。小说创作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正是第二次大战席卷全球之时。猖獗的“鼠疫”正是对这场全人类的浩劫及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隐喻。通过描述奥兰小城各色人等面临共同灾难和死亡，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厄运和根本处境。由此可见，小说中充满了“寓言性”。余教授认为，相比《局外人》中对现代社会“荒诞性”的透视，《鼠疫》的思想中心是刻画现代人对这种“荒诞”的应对和反抗。文中展现的一种群体的反抗精神，较《西西弗神话》中的反抗更为强烈和有力，从三个维度反应了作者加缪的反抗思想。第一点是反抗的原因，在灾难这一秩序面前，个人对不公的反抗是为着一切人类的；第二点是反抗与生存的关系，反抗体现了人类的尊严；第三点是反抗的界限，加缪坚持反抗要忠诚于本身之高贵，坚持崇高的职责。如果反抗一旦超过了限度，就会导致新的屠杀。随后，余教授通过对小说中医生里厄、小人物格朗、荒诞派塔鲁、神父帕纳卢等主要角色的分析，形象地展现了正直职守、追求真理及敢于说出真相的必要品质，体现了加缪集体人道主义的反抗精神。

余中先还谈到，除了寓言性，《鼠疫》还体现了一种预言性。小说的结尾，医生里厄和他的同道人取得了抗疫的胜利，奥兰城燃起了胜利的烟花，仿佛一切从未发生。加缪在此时借里厄之口预言到，假如我们忘记了面对鼠疫时的团结和抗争，那么它必将卷土重来，人类也会再遭不幸。                            

王松林提出，瘟疫作为疾病的一种形态，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突出的影响。同时，瘟疫，疾病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文明都同“流动性”（mobility）息息相关。他强调，对疫情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应重视流动性的研究，以便我们能够结合地缘政治、健康地理、医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探讨文学中人们身体和情感流动的物理空间和社会性。在英美诗歌为主的外国诗歌中，有诸多对瘟疫景象的描述。古罗马时代的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试图用原子论学说来解释瘟疫的成因，审视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莎士比亚的诗剧，如《暴风雨》等，有许多展现瘟疫语境下对生命脆弱和人生无常的喟叹；Thomas Nash、George Herbert、John Davies、William Black等诗人的诗作中，记录了伦敦瘟疫肆虐，横尸遍野，人心惶惶的恐怖景象，作品弥漫着对个体命运的悲观。而英国玄学派诗人邓恩（John Donne）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名言则是最早表现出疫情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的诗句。

王松林指出，历史上的瘟疫和疾病，更会沉淀为民族的记忆和文学想象。瘟疫的传染性，作为一种意象，在女诗人Marry Latter的诗中，作为流言蜚语的形容词，带有恶毒和诅咒的喻意。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疾病，成为“白色瘟疫”，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具有特殊的文化隐喻，常常被视为一种有文艺气质的“文雅、雅致和敏感的标志”，一种“文明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疾病和死亡在文学的想象中具备了一种审美特质。雪莱《印度小夜曲》的最后一节描绘了肺结核病人的典型症状，诗人在文学书写中将肉体的死亡美化为灵魂爱情的极致和美好。伍尔夫则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称为具有“病态气质”的第一女诗人。在她的十四行诗中，表露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情怀，对死亡的超脱感渗透于诗作的字里行间。

对现代主义诗歌而言，余中先认为诗歌本身化成了疾病的隐喻和疾病的叙事。艾略特的《荒原》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脉相承，诗歌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直接等同于死亡，对充满病态和沉疴的现代社会给予了隐喻化的批评。2020年，语言派诗人代表人物伯恩斯坦（Charles Beinstein），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语境下，写下了“冠状病态”（Covidity），追问了隔离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余中先提醒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回到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当代西方社会的多种问题在书中早有预见。2020年新冠病毒的传播，使得流动、自由、隔离、全球化、民族主义等概念核问题再一次在医学和文化政治层面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们仿佛置身于福柯《疯癫与文明》的“愚人船”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诗歌）更应该以悲悯和共情唤醒和重建疾病和道德伦理的关系，搭建起一座心灵的桥梁。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张旭春教授对两场演讲进行了点评。他谈到，余中先教授对《鼠疫》中角色的分析、对反抗精神内涵的阐述以及对疫情中人性和道德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深受触动。王松林教授讲述的疾病与文明的关系，启发我们在中国文学中寻找相似的主题，比如建安七子中有五人都是死于瘟疫。张旭春援引伍尔夫《论疾病》中的观点，提出文学在瘟疫语境下对死亡的思考，相比于哲学形而上地探究，更贴近我们的情感和心灵。

演讲结束后，线上听众踊跃提问，大家针对加缪的写作主题、瘟疫文学的定义、瘟疫为何是一种文明病、疾病与道德伦理的关系、中西瘟疫书写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最后，论坛主持人，清华大学曹莉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总结。她对两位教授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表示高度赞赏，他们的演讲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与现实，历史叙述与当下境遇相互关联，全面深刻地探讨了从古至今西方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对人性的拷问和考量，对隔离与自由张力和冲突的再现，使我们从中看到，当个体和群体面对重大瘟疫灾难时，丑陋和荒诞虽然不胫而走，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战胜灾难的勇气并未泯灭。本次论坛经由主讲人和广大听众的共同努力获得圆满成功——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者对疫情防控一周年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