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下午，傅璇琮学术讲座第十七讲在人文楼124室举行。首都师范大学讲席教授赵敏俐作了题为“如何认识中国早期经典传承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讲座由我院中文系马银琴教授主持，李飞跃副教授及校内外数十名师生参加。

马银琴对赵敏俐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赵敏俐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赵敏俐对先秦时代的学术问题，有系统深刻的思考和研究。先秦时代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很多经典的形成期。但现存的先秦经典，大多都是经过秦汉乃至后世的整理才传承下来的。它们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生状态？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又应该如何认识？它们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建立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关乎我们如何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文化、认识中国文化传统。这次讲座，就是赵敏俐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讲座伊始，赵敏俐指出，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先有一个客观的态度，这个态度对我们做学问有导向性作用。而对中国早期经典的认识，就是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立场。宋代以降，疑古之风渐开，迄今为止，学人们对于早期经典几乎都做过相应的考辨，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颖的观点。表面上，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即所谓信古、疑古或释古之争。但是其背后表现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潮，因而更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接着赵敏俐提出了四个问题，并展开讨论。

第一，如何认识汉人在中国早期经典整理中所做的贡献？现存的中国早期经典都是经汉人整理后流传下来的，所以要认识中国早期经典的传承问题，要从认识汉人经典整理工作开始。通过梳理《汉书·艺文志》和汉代相关文献的记载，赵敏俐指出“汉人在中华文化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派专人搜求遗书，建藏书之策，收集和抢救大量书籍。专职人员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与校对，整理后的部分书籍虽然不是先秦时代的原本，却是各原本的最后整合，其内容仍然属于先秦经典；汉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也初步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学术体系；此外，汉人还做了细致的考订，包括辨伪和存疑，态度审慎。对中国早期的文献记载，最值得我们信任的还是汉代人。

第二，如何认识汉人整理先秦文献过程中留下的诸多缺憾？我们虽然对汉人所做的工作有充分的信任，但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和秦末的战乱所造成的书籍散亡、信息量严重不足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正视。先秦文本传承关系本身存在复杂性。在汉人整理这些文献的时候，存在着不同载体、不同时代的文字变异，不同学派、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还有通假、讹误、脱简、增损等各种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或多或少都有汉代整理者的印记，且情况极复杂。宋以后，已经有人对汉代传承的典籍发出质疑，五四以来，更是由质疑部分经典的真伪发展为全面的质疑，由质疑经典发展为质疑中国早期历史的可靠性。这一时期学者的科学精神和疑古学派的批判意识，对于我们审慎地利用传世文献，从事学术研究，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传世文献的过度质疑也引发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构，导致对传世文献的不信任乃至否定。

敏俐认为这种“过度质疑”的产生有三个原因：时间的久远而导致的历史隔阂；文化的变迁与不同而导致了理解差异；强烈的实用功利观念而引发的古史批判。因此，我们要重新思考研究的目的，明确治先秦学术的终极目的应该是阐释传统而不是解构传统；要秉持历史的眼光，充分考虑汉人整理和记录先秦文献时的历史条件、学科知识和技术水平，不要对他们做超越历史的苛责从而将其否定；重新思考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人文学科本质上不是实证的科学而是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思考，我们要慎用证伪的方法。

第三，如何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中认识中国早期文献的价值？赵敏俐指出，当下存在着“重出土文献而轻传世文献”的治学倾向。但实际上，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我们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反复探讨，我们可以认定，传世文献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依据这些可靠的文献，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出土文献可以有效地完善、充实中华文化传统知识谱系的空缺，但其价值的大小、人们关注的程度，无不与相关传世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紧密相连。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是互证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的关系。

第四，如何认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传统？赵敏俐指出“传世文献”之所以“传世”，究其实质都源于其自身的文化价值，是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而决不是后人强行推崇的结果。《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战国被视为经典，是因为时人已经认识到其价值。《汉书·艺文志》六略的顺序按文献价值的重要性排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六经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史记》中，司马迁分别给管、晏、老、庄、孟、荀等人做了传纪。这说明，汉人眼中，这些人物在诸子百家中有着突出地位。他们的著作在汉以后得以保存流传，与其自身价值有密切关系，并非纯粹是历史的偶然。甲骨、金石和出土文献中的数术方技类文献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但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族主流思想传统的文献，一定是先贤们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一定是超越实践层面的形而上学之道。而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主流的理论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六经”和“诸子”之学中，其次才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这既是汉人的主动选择，更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的实际。

赵敏俐总结道，汉人整理中国早期经典的工作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汉人在经典整理的基础上接续了肇自先秦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中华文化学术体系；中国早期传世文献是经过历史的淘汰和选择保存下来的，出土文献尚不足以取代传世文献，反而极大提升了传世文献的价值，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传世文献、中华民族早期文献传承的复杂性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建立过程。赵敏俐指出，中国早期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而当下的中国早期学术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献，借助科技手段，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大潮，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及传承过程，将使我们在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变迁之后，重新迎来一个“返本开新”的中华学术研究新局面。

问答环节，赵敏俐就同学们提出的如何认识古史辨派、经典传承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指出，古史辨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批判眼光、批判意识，打破了对早期经典的盲目迷信，理性地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经典传承过程中的偶然性不能否定其必然价值。比如王羲之的书法，在六朝人的眼中虽并非超群绝伦的存在，但也是当时的重要一家，如此才得以流传，受到后世统治者的推崇，大放异彩。赵敏俐希望同学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怀抱高远的学术志向，做踏踏实实的事情。

最后，李飞跃针对赵敏俐提出的“返本开新”做了分享，指出曾经“清华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简单地“信古”或“疑古”，而是“释古”和“会通”。相信或质疑只需有个立场或角度就可以提出批评，但理解和解释却需要不同维度来校准。赵敏俐的讲座启发我们面对传统文化经典，要处理好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关系，注意研究观念和思考框架的省察，在历史实践和理性批判的双重视域中展开探讨，积极正面和建设性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