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春风讲堂”系列讲座第十六讲由我历史系长聘教授张国刚带来题为“启蒙时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的专题报告。张国刚从传教士东来的文化适应、中国形象西传欧洲、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制度、中国文明与欧洲改革、误读与创造五个方面展开，介绍了中国文化如何参与并推进欧洲思想启蒙的伟大运动，详细解读了这一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经典案例。

张国刚首先指出，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是自古以来的常态现象：亚洲率先农业革命、欧洲率先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的成果传到了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到了世界各地；基督教传入罗马，佛教传入中国，外来宗教在所接受地区会发生变异，产出新果实。

张国刚从大航海讲起，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采取了本土化策略，融入中国的生活，学习中国的习俗，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但是中国的编年史和中文作为初民语言的猜测都冲击了西方《圣经》体系的历史观，耶稣会士为了维护自身传教政策和为礼仪之争辩护，在介绍中国时突出强调中国古代与基督宗教的种种吻合性，例如把中国古代帝王同《旧约》族长相联系，找寻汉字的基督教隐喻等，他们试图通过文化信仰的解释来解决“礼仪之争”。为此，耶稣会士大量翻译中国经典文献，编纂著作，颂扬中国的开明专制君主。在此过程中，中国形象得以西传欧洲。

张国刚表示，中国的制度对欧洲走出封建社会、走向近代民主国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耶稣会士肯定中国是君主专制，在这一体制中，令耶稣会士印象深刻的是监察系统、审判体系和科举选拔制度。监察系统在西方政府中没有可对应的部门，而它对于政府的有效运转意义重大，因此所有耶稣会士都注意到并乐于描述它。在许多欧洲观察家眼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人称为哲学家的文人学者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的国家，中国这一哲学家政府的某些实践也获得耶稣会士的普遍景仰。

谈到中国文明对欧洲改革的影响，张国刚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法国改革理想与中国制度、英国党派斗争与中国、中国文学中的道德意义与欧洲道德重建。

经过17世纪末以来的各种阐发，中国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已为许多法国人熟知，其所取得的成效也被许多法国人认为是有目共睹，所以尽管法国“哲学家”们对中国其他方面褒贬不一，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却可以说交口称赞，中国的热情赞美者伏尔泰不在话下，一向被认为反对中国文明的卢梭也在此列，对中国甚多苛评的狄德罗亦认同中国政治。“哲学家”对中国制度的揄扬之情感染了一些实务派人士，他们希望把从中国经验中得到的有益启发运用于法国政治。例如，魁奈借鉴了中国的保甲制、土地税、官员扶持农业和奖励农夫的举措，系统地提出重农主义思想。

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大多为耶稣会士刻画的中国理想政治模式着迷，这些描述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英国人经常借助中国来指摘时弊。哥德斯密的《中国人信札》讽刺现实、批评社会，想运用理想化的中国事物，如开明统治、幸福生活、奖善罚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来衬托英国的生活细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等。这种利用自己理想的制度蓝图来抨击现状的做法是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扮演一个可以承载他们的政治理想的真实而又遥远的国度。

张国刚指出，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很重视社会道德问题，中国儒家道德哲学、中国文学中的道德意义受到了欧洲人的关注，他们被中国戏剧和诗歌作品中的道德训诫色彩深深吸引，并将此作为道德手册来讽谏本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例如《赵氏孤儿》和《好逑传》被看作孔子道德哲学的具象化，欧洲人因此相信孔子的说教贯彻到中国社会中。

张国刚最后总结道，十六世纪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从求同到存异的过程。欧洲人从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出发，寻求中国与欧洲间的相似性，无论耶稣会士还是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一度沉醉于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寻找原始基督教的痕迹，在中国的上古史中寻找《创世记》关于人类起源故事的踪影，在汉字中寻找上帝和初民的声音。在政治领域，欧洲知识界从自己眼前的需要出发，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从而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尽管这里面不乏郢书燕说式的理解，但是启蒙时代的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使得中国文化参与了、促进了西方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

（转引自清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