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走进这座新清华学堂，却是参加一个校外组织的活动，不免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不知该由你们来接待我，还是该由我来欢迎大家？

至少，你们的记者确切地知道——她刚刚在那边采访过我——我的办公室就设在老清华学堂，一新一旧相距只有几百米。那里曾是清华国学院的旧址，当年的所谓“四大导师”，就曾在那边做出他们的学问。而我们还是在这块老地方，又把这个神话给复建起来，也正因为这样，在那种浓郁的治学气场中，无论是运思、辩谈还是写作，都会让人觉得若有神助，就像有老前辈在神灵附体。

只是屈指算来，那次复建也是十年前的事了，岁月岂能不催人老去？更有甚者，前一阵子又重回到浙大，住在西湖旁边的青芝坞，目睹老校区的旧时风物，更使我心头不禁泠然一动，想起从1982年到这里执教，竟已过去了整整38个年头！

正所谓“三十八年过去”了，不过，我可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心情，不觉得有资格去“志得意满”。相反，正如我在一篇序言中所说，“即使在大天白日，也往往会恍然感觉到，简直像是进入了哪个危险的北极镜头，战战兢兢地站在日渐消融、越缩越小的冰面上，惊惧地听到四面传来的崩塌声，而随时都有彻底掉入海底的危险……”

说白了，别看都混得了俗世的功名，我们并没有“功成名就”！只要从学术本身来衡量，那些都无非是过眼烟云。——再说得具体点儿，其实就数我们这代学人“最是命苦”。如果摊上正常的太平年月，一位选定学术生涯的人，只要能“读百家书，成一家言”，那就差可算是大功告成了。可我们呢，既遇到剧烈的中西碰撞，又是从文革的焚书坑中走来，想要去简单地继承已不可能，只能去一边阅读自家的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舶来的洋书，建立起跟世界的“对话性”，此间的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为此，我曾把这一代学人的使命，概括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此间虽只有一字之差，这却是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一千年，压缩到短短的一代人中去完成，其艰辛、难度与折磨就可想而知了；可另一方面，这种“译百家书，成一家言”的使命，还又特别急不可待、特别火烧火燎，因为只要不能完成这个，就无法构想“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而社会就只能继续失序下去，人心也就会继续“找不着北”。

当然，也有干脆就因陋就简的，也就是说，年龄既已是老大不小了，索性就只去“砍柴”不去“磨刀”，采取了“以量代质”的障眼法，可着劲儿修补和铺陈旧说，以博取半真半假的世俗功名。不过，至少就我的内心而言，却不愿如此窝囊地“认命”，——毕竟对于创造性的工作而言，在“最差的”和“中等的”之间，终究是不会有实质性差别的，顶多也只能蒙混学术的官僚，而绝对骗不过子孙后代！

既然来做学问，那终究是“无巧可讨”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也并非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去接受终究还是“未能完成”的结局。换句话说，此种“命运”就很可能对自己意味着，还没有熬到完成“译百家书”的任务，学术生涯就眼看要结束了。这也就严酷地意味着，我本人可能只是甘当“铺路石”，寄望于把思想的任务传递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弥足庆幸、甚至不无侥幸的是，从参加《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再到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苦熬，也肯定耗去了宝贵的年华，可自己并没有熬到“官子阶段”，至少还没有耗到“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而且，至少精力也未见多少衰退，还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每天可以夜读到凌晨三点。

这当然也是因为，我至今还是未敢片刻稍忘，我们这代人最终能否“得救”，仍然在于能否完成“理论创新”。尽管在一方面，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作为处于最高处的文化拱顶石之一，西方的学术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辉煌地崭露给我们了！”可在另一方面，毕竟任何社会或文化理论，都只能是具体文明的特定“语法”，而一旦把某种“语法”抽离它的语境，就终究会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即使辛辛苦苦，把所有欧洲理论都翻译过来，那也不过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带有欧洲思维特点的总结，还是跟我们的现实环境显现出若隐若现的隔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让我感到了一丝说不出的苦涩。当然还是要谢谢各方的鼓励，让我在近年来一再以各种形式获奖。不过，暗地里我却又心知肚明：这大多还是冲着我主编的那十几套丛书，特别是中国第一大、和第二大的那两套丛书，而较少针对自己更耗神、更费力的写作吧？——然而，这不只属于你的准备阶段吗？就算你已经领着大家去“译百家书”了，可你自己暗中咬定的“成一家言”呢？

当然，一个人活到了这个份上，也可以心安理得地领受恭维，即所谓“著作等身，编书充栋”。可是，要是对照“译百家书，成一家言”的使命，那么也可以讽刺地意味着，我们这代人竟只有这样的命，非要到寻常接近退休的年龄段，才开始更自如地舒展翅膀，准备朝更高的天穹腾空而起。

同样地，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既然挨到了今天的地步，当然也可以笑着叹口气，说没想到能忙到这种程度，竟然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还是裁判，更是领队。可是，要是对照“译百家书，成一家言”的使命，我还是矢志不移、慎终如始地念叨着，自己毕竟首先是一位运动员，不能仅仅用别人的创造，来替代自己的匠心独运的创造。

也不敢说，这能算什么“踏遍青山人未老”。尽管就职业分工来说，“生命周期”确实有所不同，可只要还是血肉之躯，就终究要一天天地老化，所以终究只能是“病夫治学”。此中甘苦，正如我的一本近作中所说：“命运对同属于‘血肉之躯’的人文学者来说，又格外地增添了另一层的残酷。它并不会因为你学得了一肚子学问，就额外给你哪怕只多一天的寿数。恰恰相反，正因为你是凭靠半生的苦读与苦思，才获得了那一肚子的学问、和满脑子的智慧，所以长期的伏案用功和夜不成寐，反而会使你从视网膜、到脊椎、到腰椎、到坐骨神经，再到帮助睡眠的脑垂体，都比别人更易于磨损、疼痛与衰老。”

可话说回来，这毕竟又是最接近“突破”的年龄，正如我在《咏叹之年》中所说的：“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一方面，这无疑是最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此时已不再有从头补课的机会，你以往曾经学会了什么，现在就只能去做什么，从而将来也就只能成就什么。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与当下正面临的突破相比，以往的作品有可能太过稚嫩，以后的脑力又有可能有所衰减，全都算不得数，因而只有此时此刻的手笔，最接近于成就一生的功业。”——无论如何，有幸成为一位文科学者，这实际上主要是指，你通过一辈子的冥想与苦读，来守望这样一个有可能成果丰硕的盛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理由来庆幸，自己选择了“人文学者”的生涯。这使我们的生命虽也同样有限，却获得了有可能去超出有限的思力！而在这种“超拔”出来的“立体”人生中，我们也就有了理由去坚持这样的信念：一方面，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有限的历史，总是会随物赋形、变动不居的，也总是会犯错误、走弯路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观念世界，我们的理性世界，我们的学术思想，却不光是不会犯错和更加稳固的，而且，它还可以被我们转而利用起来，去修正和理顺那个有限的世界。

是啊，幸亏我们是人文学者，从而使自己有理由充实地活下去，知道自己只要还活跃着，思考着，就仍然不失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思维器官。当然与此同时，也希望这个社会在今后一段时间，能更加关注我们“成一家言”的创造性工作，——比如我本人已经发表、和将要发表的《悲剧的文化解析》三部曲、《文化与美学》三部曲，特别是《先秦理性主义的遗产》四部曲，和《轴心对话》三部曲，它们都远远地瞄着“成一家言”的目标。

最后，考虑到今天这里毕竟是你们的主场，而且竟还把好意带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我要特别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刘东

2019年12月28日写于清华学堂21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