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上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万志英教授（Richard von Glahn）做客清华历史讲堂，在文北楼309教室作了题为“大分流的再思考：回顾与反思”（The “Great Divergence” Revisited: What do We Now Know?）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历史系倪玉平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丽教授、北京大学罗袆楠教授，我院历史系陈争平教授、社科学院经济所龙登高教授等师生出席。

万志英首先回顾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对“大分流”的定义和解释，指出彭慕兰通过对江南和英国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可供比较的方面，继而从三个方面回顾了近二十年大分流的研究。第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激励机制和交易成本，从而决定市场的效率。以往学者认为，与西方有着完善的正式制度相比，中国依赖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在农业产权方面表现为一田二主，在商业信任机制方面表现为会馆、合股、连号企业等，这可能是中西大分流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历史时期GDP方面的研究，万志英指出，关于大分流的计量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类：GDP研究，真实工资研究和市场整合研究。在GDP研究方面，万志英列举了Maddison(1998)、刘逖（2012）、李伯重& Van Zanden(2012)、Broadberry(2014)、史志宏（2014）等人关于GDP长期趋势和特定年分的比较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进行了点评。

第三是新经济史的研究，万志英介绍了Allen（2011）、Roman Studer（2015）、Shiue and Keller（2007）和彭凯翔等学者关于工资-物价比、长距离贸易的市场整合、价格的市场整合、人均寿命等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大分流的探讨。

最后，万志英提出了自己对大分流解释的设想：中西方政府的影响。万志英指出，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忽视了政府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他认为，国家在大分流中扮演者关键性的角色。明清时期的中国财政表现为节俭型国家（Providential State），以低税率的定额化土地税为主体，国家财政规模很小，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从而出现了斯密型增长。同时期的西欧，在战争的压力下，国家为了军事战争，实行高税收的扩张型财政。东西方财政制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世界历史的大分流。

讲座结束后，倪玉平梳理了本次讲座的脉络，并高度评价了万志英新解释的重要性；张丽对以往大分流研究中量化样本的选择和因果关系的解释做了精彩的分析；龙登高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解释了东西方财政制度差异的成因。

互动环节，万志英就财政国家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纸币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