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13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受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与我院哲学系的邀请，在我校发表了系列学术演讲，以“事”为视域对人与世界等哲学基本关切进行了周密而精湛的考察。我院哲学系宋继杰教授、万俊人教授、高海波副教授、丁四新教授、圣凯教授和唐文明教授分别主持六场演讲，我校及北京其他高校的教师、研究人员及青年学生参与此次活动，并与杨国荣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当今世界哲学的语境下，如何借助中国思想特有的视域重建一种具体的形上之思是杨国荣教授哲学思考的主要关切。将“事”这一中国思想独有的概念拎出，并赋予其本源的意义，以此重新考察人与世界之存在；存在与生成、心与物、知与行之关系；理、史与势等概念，构建一种“事”的哲学是杨教授在此运思过程中的重要成果。

在第一讲中杨国荣教授重点考察了“事”与世界的关系，重点区分了世界的“本然性”“现实性”与“实然性”。作为扬弃了本然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形成于“事”。以此为背景，“事”与“物”又有分别，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在此意义上，人与“物”的关系，乃是以人与“事”的关系为中介。“物”唯有融入于“事”，才呈现其多样的意义。通过人的活动（“事”）而形成的现实世界既表现为事实界，也呈现为价值界，而“事”则从本源上为事实界和价值界的统一提供了根据。在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避免化“事”为“心”（如黑格尔），而且应避免以“事”为“言”（如维特根斯坦）；肯定现实世界基于“事”，则既蕴含着扬弃存在的本然性，也意味着承诺其实然性。

第二讲则以事观人，人通过“事”创造新的天地，并由此重塑存在。“事”既与行动相联系，又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并关乎情意的参与，行动的印记和情意的负载在扬弃“物”的本然性而赋予其以现实性的同时，又使“事”获得了多样品格。“事”不仅改变对象，也影响人自身，在“能其事”的过程中，人又进一步“成其德”。做事的过程既作用于物，也与人打交道，人与物互动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的展开，则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并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之源。作为人的活动，“事”也具有价值内涵，并与意义的追求相联系。

第三讲中杨国荣教授则将目光转向存在和生成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极具形上气质的主题。在现实的世界中，事物既呈现为实际的存在，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存在与生成的这种关联，乃是通过“事”而建立起来。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和“事”的承担者，人本身也涉及存在与生成的关系问题。与其他对象一样，人既表现为具体的存在形态，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彼此关联，同样离不开人自身所作之“事”。以成己与成物为具体指向，人所作之“事”展开于不同的领域，“事”的多样性既伴随着多重生成过程，也引向了多样的存在形态，世界之“在”与世界的生成、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交汇于人所作的具体之“事”。

心物、知行关系是近代以来哲学的经典主题，杨国荣教授在第四讲中通过引入“事”的视域试图揭示其间的互动与统一。“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在第五讲中，杨国荣教授进一步考察了“事”与“理”的关系。“事”既与“物”相涉，也与“事实”相关，“理”“事”之辩相应地关乎“事”与“事实”的关系。“事实”包含认识论与本体论二重涵义，与之相关的“理”则展开为“物理”（物之理）与“事理”（事之理）。“物理”所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定、内在联系和普遍法则，其存在非基于人之所“作”，但其敞开则离不开人所作之“事”。“事理”则生成于“事”的展开过程，并以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为其内容。人之所“作”一方面表现为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是做事过程的“循理”，另一方面展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之相关的是“处事”中的“讲理”。以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背景，“循理”蕴含着对必然法则的尊重和当然之则的认同，与之相涉的“事”展开为“法自然”和“为无为”的过程。以人与人的交往为背景，“讲理”将“事”与人的“共在”沟通起来，并通过形式层面的晓之以理与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彰显了“事”和“理”之后人之“在”这一主题。

杨国荣教授以“事”与“史”之关系的讨论作为系列讲座的结束，将视野拉向了宏阔的古今之思。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现场的许多师生向杨教授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和疑惑，虽然具体的面向不同，但基本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关切：以人所作之事为原初视域来考察人与世界是否将因此遗落超越之维。杨国荣教授对此的回应十分明确，我们现时代的哲学思考需要十分谨慎地处理超越性的问题，以中国哲学为例，其自身虽然具有超越性的面向，但绝非西方基督教式的绝对的超越性。并且，许多具有超越面向的形上预设往往容易流向思辨的构造，这对我们切实地把握与理解人与世界并无助益。杨国荣教授在最后一讲的交流环节中向中国哲学研究者建议，学会哲学式地思考至关重要，因此西方哲学值得我们认真研习。我们只有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方能细致地说理。杨国荣教授在系列演讲中展现出的对待哲学思考的态度值得所有有志于思想的事业的学人尊重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