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五讲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主讲“传统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问题的若干思考”。该讲座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所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共同举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教授主持，我院哲学系圣凯教授评议。

游彪首先分析中国宗教特有的三项特质：多元化、区域化及实践化。多元化意指自古以来中国宗教出现多元性质，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普遍经历去极端化即是中国化的过程。然而西方基督教信仰本质的单一性，乃至亲见犹太信仰仪式的极端呈现，皆是与中国宗教迥异的特质。区域化泛指区域性的民间地方信仰盛行。实践化是中国宗教的普遍特质，诸如系统的经典的形成、民间信仰的养生、道教的炼丹等是实践化的例证。

游彪并分析西方文明视野下中国的教权问题。中国的教权虽不似西方教权之于世俗政权的超越性，世俗政权对教权有主导性但民间教权存在家族世袭性的特质促使民间社会教权力量强大，此可从宗教势力、宗族势力、会道门、工商业团体等社会决定性力量窥见其社会影响力。政权之有兴替，民间教权的力量却是历久不衰。由此可知，教权与政权的冲突引发“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宋朝的佛教管理制度间接导致僧众社会地位的下降与避免佛教法难的可能性。

游彪因欧洲文明的精英宗教平民宗教观，反思中国多元宗教的上升和下移运动，进而否定欧洲文明对中国宗教精英与平民区分的偏颇。具体例证是明代关帝庙从民间到官方的上升和佛教禅宗兴起后从中央精英到平民的下移状况以及密教典籍上升的受阻。

最后，由圣凯教授总结：游彪教授以自身丰富史料涵养，配合欧洲文明的参照，正是重大项目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透过彼此沟通讨论的互动，促进学术视野、方法及结果的提升。游彪教授自身学术精神所体现的生命状态实为后学景仰的对象。

3月9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新斋154室举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教授作题为“西夏佛教研究新成果”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主持。我院哲学系圣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伟出席本次讲座。

索罗宁以汉传佛教经典和藏传佛教经典在西夏的流传为中心，介绍了一系列西夏文书研究的新成果，提出了若干假设。西夏佛教具有官方佛学和民间信仰两种结构。官方佛学内容由《天盛律令》为规定，文献以木刻雕版印刷为主；民间信仰以写本为主，内容以定法、忏法等与修行相关的内容为主。在官方佛学中，起信体系并非指《大乘起信论》，而是指一系列《发菩提心》文献。

西夏流行的佛教文献来源于宋、藏、辽三大地区，包括了北宋时期流行于钱塘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华严系统文献、禅宗系统文献与《金刚经》系统文献与西藏后弘期早期流行的经学文献，大手印系统文献。在华严系统中，法界观修行系统与宗密的文献较为流行；在禅修系统中，二入四行的达摩禅系统可能从华北地区传入西夏；在《金刚经》系统中，汉传文献与藏传文献在西夏都有流传。在西夏流传的藏传佛教属于中道义学。以西夏文为中介，藏文文献被翻译为汉文。不论是在对汉传佛教的解读中，还是对藏传佛教文献的翻译中，西夏佛学均体现了汉藏融合的倾向。

讲座结束后，张雪松对讲座的价值与意义做了总结，指出本次讲座对重新理解汉传佛教具有重大意义。当今学界，汉传佛教的理解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被理解为使用汉字的佛教。但西夏汉传佛教的研究表明，汉传佛教也可以用西夏语等汉语之外的语言表达。在当今学界，会昌灭佛之后的汉传佛教被理解为宋代模式的，以禅宗、丛林清规等为特征的佛教。然而，在中原以外的大理、西夏、日本、韩国等地区，汉传佛教仍发挥重要的影响，具有新的形态，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以中原本位的标准，以经典体系和修行法门作为判断标准，重新理解汉传佛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重新理解宗派问题也有重大意义。另外，《天盛律令》对佛教教学的规定，对于信仰生活的影响非常重要。僧众学习经典的问题也是汉传佛教社会生活史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讲座最后，索罗宁就本次讲座的主题，与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