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下午，中文系“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在人文社科图书馆未央厅举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于治中教授作题为“朱自清先生与文学学科的创建”的演讲，我院中文系王中忱教授主持，活动吸引了校内外大量听众。

于治中的主题演讲，从朱自清先生与闻一多先生生前未能实现、后在新竹清华试验又告夭折的一份学科计划谈起。朱、闻二位先生1947年时，曾指出以中文或外文为学科分类标准，混淆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建议合并中文与外文，重新划分为语言学系与文学系。二先生未及亲见计划付诸现实即溘然长逝，其后新竹清华大学一度按该方案实行试验，亦告夭折。于治中指出，这个计划的现实命运实则源自于文学学科化的困境，而这又与文学诞生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连。

于治中通过分析福柯的《词与物》指出，西方知识历史形成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在这三个时期，西方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这三个领域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每个时期分别受到不同的认识结构主导。在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转变的过程中，康德发挥了重要作用，康德以人的先天综合能力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主体从而不处于经验对象的对立面，而成为与经验对象得以统一的逻辑前提。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人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而超出了古典时期的认识架构。现代知识的基本基点是历史与人的有限性，这也正是人文学科自身历史的可能性条件所在。于治中援引福柯的观点指出，人文学科的位置处在经验学科和有限性思想二者所投射的空间之中，因此，人文学科并非真正的学科，而是某种类认识论或次认识论。

康德批判哲学在开启现代性的同时，也造成依赖这种主体性之后所引发的理论与实践后果，浪漫主义正是这场危机的完美体现。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一方面指出现代性制造了差异与分裂，同时也认可这一过程对人的解放，试图回到主体性的内核之中，找到超越理性主义式主体的方式。这一超越的途径就是经由语言场域的中介。诗或文学不同于分析性论述，其形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进入语言本体的方式。与此同时，文学内部包含着创作和批评互相生成的结构，作品包含了它自身的理论过程，文学只有在自身理论化的过程中才能成立。文学意味着以扬弃的方式将哲学放到文学的创造领域，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以综合取代分析的本体论形式，也形成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于治中指出，中国的文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并非始于文学观念本身因素，而是在帝国转换为民族国家过程中，引入西方学术制度与分科模式的结果。文学在中国和西方知识谱系当中位置的差异扮演角色的不同，反映出当时东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在内容上的大相径庭。西方早期浪漫主义面临的是启蒙现代性的内部矛盾，而中国新文学面临的是西方启蒙现代性在外扩散时，以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等为其具体表征。中西方皆受启蒙现代性之害，都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西方早期浪漫主义可归结为一种内发性民族主义，注意自身传统的继承超越，以此克服异化、重建生活。而中国的新文学来自一种外缘性的民族主义，强调对传统破旧立新，以此救亡图存、抵抗外辱。

于治中最后指出，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恰恰不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确切的研究对象之上，而是所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否定性存在的结果，文学是这些学科共同的他者，是一种负面性的集合。朱自清先生的遗愿尚难完成，文学学科的正当性仍处于不断被质询之中，正根源于此。

演讲结束后，于治中还耐心回答了在场师生们的提问。

于治中，早年留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师从于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著名理论家、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eva），获文学博士学位。于治中在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方面研究精湛，著有《意识形态的幽灵》（台北：行人出版社，2014年）及论文多篇，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授外，也担任《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