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5讲在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美国青年科学史家刘晰原（Daniel Liu）博士，讲座主题为“科学与社会的分离：细胞膜历史中的编史学问题”。

刘晰原首先论述了对自己科学史工作的定位——“内史”和“文化论”（culturist），也即关注科学家在科学内部的所思所为，同时关注科学家的思想风格如何适应于更大的研究文化和学科分野。例如，大多数十九世纪中叶的生物学家要将生命还原为物理和化学，因此，他们对“物理”和“化学”的想象十分重要。刘晰原试图研究生物学家在研究有机体时所使用的隐喻和类比。在将有机体比为“机器”中，需要澄清生物学家所构想的是何种“机器”，以及这些“机器”的类比又是如何引导生物学家进行研究的。

刘晰原报告了自己关于磷脂双分子层的研究——他在上述编史学态度的引导之下，研究了磷脂双分子层细胞膜的图像是如何从化学进入生物学之中的。这一历史的背景是“分子”成为生物学的对象。十九世纪中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对“分子”的观念十分不同，一些拒斥物理和化学的生物学家甚至发展出了独特的术语来代替“分子”一词。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化学家日益承认分子的实在性，从而关于分子构型的结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产生了“分子定向”（molecular orientation）的概念。为说明这种概念，化学家采用了“带有头部的圆柱”这一图像，这种图像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看来只有示意的作用。而一九三〇年代，这种图像进入了生物学之中，并由于它可以有效地联系起理论和观察，在生物学家那里成为了一种实在的描摹。

在这项研究中，刘晰原的立场是纯粹的内史论，并未考虑影响三十年代德国生物学家的政治因素。刘晰原由此回顾了外史论的基本命题：（1）科学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2）根据对称性，对科学的研究应当按照研究文化与社会的方式进行。这种外史论进路有自己的外部历史——冷战期间的科学史家的社会政治立场使得他们更愿意强调科学的非独立性，而在2000年左右，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科学受到了攻击和压缩，政治上左翼的科学史家的态度开始出现了摇摆。

刘晰原的观点是，科学史家不仅要理解社会是如何创造科学的，也要研究科学是如何分离于文化的，并且科学史家也要研究并解释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分离的程度。这种进路可以为内史论、外史论所共享。

最后，刘晰原报告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他认为，现代的细胞膜研究始于德国化学家莫里茨·特劳伯（Moritz Traube），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特劳伯所持有的观念。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对刘晰原的报告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