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由中文系与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在人文社科图书馆正式开讲，首次讲座由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主讲《世纪的诞生》。

演讲前，图书馆馆长邓景康教授与中文系主任李守奎教授先后致辞。邓景康介绍了朱自清先生的生平与品格，特别是其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所做出的贡献——作为非图书馆专业的学者，朱自清开创了由不同学科学者执掌清华图书馆的先河。李守奎介绍了此次系列讲座的缘起，希望借此契机传播清华中文系优秀学人的学术风采。

汪晖的演讲由历史文本深入具体理论，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近年来我们重新关注自己的历史传统，但如何安置“20世纪”却始终是一个困难。无论是在中国号召“告别革命”，还是在欧洲宣称“这个世纪已经发生”，以及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如何界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始终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相较于19世纪作为欧洲历史叙述的中心，20世纪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纪”，此前的历史无不作为20世纪的衍生物而获得重构。“世纪”的概念在诞生之际，不仅作为一个时间和年代的标记，更是作为一种对“时势”的认知：一方面是将他者的历史作为前史，另一方面诞生了一种全球的共时性概念。不同于霍布斯鲍姆在欧洲视角下将“短20世纪” (1914-1991) 作为“极端的年代”，汪晖依然将其作为“革命的年代”来讨论，它的诞生包含了一系列象征着“亚洲的觉醒”的革命事件。二十世纪中国包含两个重要的特征：在它的开端之际产生了革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断裂与连续问题，而它的终结又在革命与后革命之间再次产生断裂、连续或者绵延。

第二个话题围绕“帝国主义与20世纪概念的诞生”展开。1900年，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首次明确使用“二十世纪”的概念，并将“公羊三世说”和西方文明论的进化史观结合起来描述世界历史，20世纪在其看来是一个“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1903年，他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强调一个垄断性的经济时代的降临，这与同一时期有关“帝国主义”的相关论述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理论的谱系。汪晖认为，晚清思想研究大多聚焦于反满革命还是立宪改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常常忽略了促成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契机是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条件尚不成熟的分析。而帝国主义既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晚清对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选择实际上是从对帝国主义的双重特性即经济特性与军事-政治特性的评估中衍生而来的，这与对20世纪基本矛盾冲突的分析有关。

第三个话题是“共时性、普遍历史与不平衡”。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扩张性的经济和军事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谱系，后者借助于一套扩张性的知识渗入各种关于他人与自我的叙述。“世纪”意识既是对这一进程的自觉，又强烈地包含着对这一进程的抵抗——很难从单一的历史内部简单地衍生出来，不可能被完整地纳入时间的轨道。单纯地诉诸历史轴线来思考中国问题已经不可能，为此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这个全球视野中的独特位置。“世纪”概念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框架，可以将多元空间和多元时间纳入共时性的普遍历史，差异由此被解释为“不平衡”。 20世纪的特征之一是互为前史的时代，新的政治思考具有某种“反历史”的性质，即突破历史叙述的传统边界，将关于其他世界的叙述纳入有关自身社会的政治思考内部。

最后一个话题，围绕“独特性与普遍性”讨论世纪概念的四个维度。其中时间的维度主要涉及历史演化、社会形态与民族主义的问题，空间的维度涉及认同、区域与主权问题，内在性的维度涉及符号、语言与主体问题，超验的维度涉及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问题。通过援引与分析严复、章太炎、杨度、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在20世纪初产生的重要观点与争论，汪晖最后再次重申了需要把20世纪作为一个思想的对象加以重新理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