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7日下午，我校外语系陈永国教授应邀做客《新人文讲座》，与160余名师生畅谈“文学与身体——为什么写作”。陈教授站在纵揽西方哲学思想史的高度，从贺拉斯谈到德勒兹，旁征博引现代和后现代数位重要思想家，揭示出文学医治社会疾病的功能，文学的本质是去蔽后的真实的生活，帮助人在困境中探寻逃逸的路线。

陈教授从贺拉斯的《诗艺》讲起，把文学的功能归纳为教益和娱乐两个方面，该定义直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才发生变化。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积极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时候，宗教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手段已经处于蒸发的危险之中。这个时候，起取代宗教而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就是文学。随着英语研究的兴起，主要是在英美国家，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文学也就具备了第三种功能，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就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和医治国家的疾病。

接着，陈教授把文学和宗教进行了比较，以说明文学何以能够取代宗教发挥作用。首先，宗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宗教通过形象、象征，通过习俗、仪式，通过神话来发挥作用。第二，宗教紧紧抓住了人们非理性的恐惧的需要。第三，宗教信仰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第四，宗教最后是被统治者利用，为统治者培养顺从的信众。陈老师认为，宗教的这些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是文学所能够起到的作用。除此之外，文学还能够帮助人们抵制政治盲从和思想偏见。文学能够揭示人类的本性。它所宣扬的是一种源自生活的普遍价值。文学能够培养一种多元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文学虽然有可能像宗教一样被统治阶级利用，但是它同时也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因此具有一定的颠覆作用。另外，文学能够使民众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学感到自豪。所以文学为广大民众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文化，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它能够描写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正常的关系。从而培养一种责任感。

陈教授引用德勒兹的话，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生命在构成观念的语言内部的旅行。由此揭示文学是两个空间——虚拟空间与显示空间——之间的一种生命生成的过程。他以《白鲸》为例，船长在追逐白鲸的过程中一只腿被白鲸吃掉了，后来用另一只鲸鱼的骨头做了一只腿，以此说明人在对自然的追逐和抗争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朝着自己所追求的对象发生变化，但始终不会成为他所追求的对象。然后，他还向大家介绍了小民族和小语言的概念，以卡夫卡所说的混杂的德语与纯正德语之间的关系，中国英语与英美英语的关系微粒子，说明小语言对纯正语种的颠覆作用。

陈教授的以传统的文学反映论为参照，指出西方文艺批评界对文学的另一种看法，即文学是去蔽后的真实的生活。我们生活在无数的遮蔽和符号中，烟雾弥漫的城市中。所谓的现实都被面具所掩盖。但是在另一方面，普鲁斯特又认为大多数人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水落石出，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思想家。表象的生活只有通过冲洗才能把胶片下所遮蔽的真实生活展现出来，作家的使命就是以巨大的激情发掘出常人所不愿意正视的埋藏于历史无意识中的记忆沉淀。

陈教授接着论述了符号与文学的关系，他指出，德勒兹把《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符号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世俗的符号，一切仪式化的东西，不用思考不用行动就能够理解和参与的东西，空洞的定型的形式化符号。比如说英语的习惯互相见面打个招呼How are you。第二种符号是爱的符号，爱上某人就是对那个人发出的符号的敏锐的感知，爱的符号需要一种沉默的阐释。第三种是感性的符号，它会给你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可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第四种符号，是艺术的符号，尤其是基督教国家的教堂的尖塔。他们所信任的不是感官和记忆，而是一种宗教的欲望和想象。它具有宗教的内涵，直挺云霄的尖塔代表着现实和彼岸世界的桥梁。

文学与身体的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陈教授引用德勒兹的话，“作为人的羞辱，还有比这更好的写作的理由吗？”他以卡夫卡、波德莱尔、福克纳等人为例说明，作家的一个重要创作动机是在羞耻感的重压之下寻找一个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不是重述人的记忆，爱和悲伤，梦想和幻想，而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清除过度的恐惧和怜悯，或朗吉努斯说的培养读者的崇高的情操，升华和纯化他们的感情。文学创作是一个健康的医治过程。讲座最后，有同学提出一个关于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的问题，文学去蔽后的真实与哲学逻辑推演得到的真实是怎样的关系？陈教授认为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很多思想家、文学家那里，文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对于像德勒兹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研究是服务于哲学思想的。但是反过来，文学家并不是在读了某部哲学家的专著后以之为基础写作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并不是哲学家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