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迎来了当代著名作家李洱先生。他应邀就“大众传媒时代的小说写作”展开演讲，分享他对当前中国小说创作问题的思考。本次讲座由中文系格非教授主持，吸引了近200名学生前来聆听。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李洱先生既剖析和质疑了大众传媒的话语机制和权威，也审慎思考当下作家所面临的抉择，让听众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当代作家的困境和探索方向。

一开场，李洱先生首先交待了他和格非老师的师生情谊，也让现场听众见证了这次特殊的师生重逢。由长篇小说《花腔》入手，他抛出了个人思考的问题：当下社会中个人的消失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他认为，现在个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受到威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为大众传媒的因素。借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步步都是秘密/左右都是深渊/脚下的荣誉，如枯叶一片”，他概述了个人近期写作的感受与困扰。

首先，以今年世界阅读日的“数字阅读”主题会议经历为背景，他交待了传统纸质写作的危机。对于“传统写作在未来20年必将消亡”的宣言，他既高度怀疑，但也认识到潜在危机。近期一次与数字出版有关的会议经历，更让他认识了危机的严重程度：从事数字出版的公司已经没有和传统作家签约的习惯，相反，他们依据网络点击率来收购网络文学。对此现象，李洱先生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语及时予以回应。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看来，他们时代最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如穆齐尔（Robert Musil），早在五十年前就对大众传媒提出了异议。穆齐尔认为，文化是个长长的疑问，大众传媒要求对所有事情做出简单而直接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但是所有大众传媒从事的一个基本工作是要抹平记忆。大众传媒创造了一种遗忘机制，关心的是转瞬即逝的事物。所以，米兰·昆德拉认为大众传媒的精神与欧洲所认同的尊重个体、尊重差异性的精神相背。他也强烈感受到大众传媒对写作的影响，并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写作需要对大众传媒做出必要的回应。在这个基础上，李洱先生进一步展开了他对大众传媒的认识。

他认为，大众传媒的诞生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标志。通过分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送彩电、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网络知识、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会议发言，李洱先生总结道：在他们看来，对文学而言，这个时代已经是个传媒时代。那么该如何看待传媒？戴维·巴特勒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他不认为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向电视媒体妥协，因为电视所代表的那个系统会带来严重的约束。另外，现在报纸取代文学，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李洱先生分析原因：人们看报纸以为看到的是真实的信息，而文学则是虚构，必须通过某种转换才能达到真实。在他看来，实际上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甚至绝大多数新闻都是假的。这并不是新闻工作者造假，而是新闻惯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谎言。所以，他认为，新闻差不多是用非虚构形式出现的一部虚构作品。

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在大众传媒横行霸道的时代，文学何为？文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李洱先生进一步坦诚相待。首先，他认为，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虚构就越重要；我们越是生活在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字书写就越重要。因为虚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对大众传媒形成的文化体制的顽强的抵抗。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从事虚构工作的少数人成为大众传媒机制的“他者”，至少暂时和体制疏离开来，可以更好地认清部分现实，形成介入现实的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身份。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鲁迅的《阿Q正传》两部小说的成书与当时报纸媒介的互动关系为例，他进一步阐释了大众传媒与现代小说的关系，推论如果没有传媒的影响就没有现代小说。现代小说也可以被看成是现代传媒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

接着，他将目光转向作家沈从文。虽然沈从文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比较隐蔽，但是他认为沈从文看待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表达世界的方式都和现代传媒有非常大的关系。通过细致分析，他认为，沈从文如果没有接触现代媒体的话就不会写出《边城》和《长河》。长篇小说《长河》之所以采用了“百科全书式”写作，可以说是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上做出的必要调整。一方面，大众传媒影响下人的生活成为他要表现的一种对象，借用余华的话，那就是“正面强攻”；另一方面，他带着城市生活、城市文明的感受书写乡村文明，但是《边城》里却又看不到城市文明或者大众传媒的影子。因此，沈从文的写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启示。

对比沈从文那个时代，李洱先生认为当下大众传媒虽然也提供进步的意义，但是它最主要的特色已经是“娱乐”。“犀利哥”事件便是一个好的例证。通过介绍美国媒体文化批评家波兹曼（Neil Postman）对传媒娱乐化的深刻批判，他强调了大众传媒带给我们形式更为隐蔽、种类更加繁多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个人的痛苦无法言诉，难以赢得同情，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和价值也遭到侵蚀。因此，李洱先生提出了当下这个时代写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在哪里？ 个体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对此问题，他认为小说需要做出某种调整。结合格非、莫言和他自己的小说作品，他认为实际上当代作家已经做出调整。进入新世纪，中国小说强调自己的叙事资源，涌现了像《人面桃花》、《檀香刑》这样的作品，展现出了中国作家目前做出的非常艰辛的探索。在他看来，这些探索与鲁迅、沈从文相比要更为复杂，与大众传媒所形成的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顽强地进行斗争，拒绝被同化。同时李洱先生也质问：中国作家是不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没有触及？是不是他们的艺术准备还不足以应对目前如此复杂的现实？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最后，引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米沃什的言辞，他希望作家们能结合了中国实际，处理好沉重的痛苦与欢乐的痛苦之间的重与轻的关系。

李洱先生在小说创作领域成就斐然，在国内外都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他这次个人思悟的分享，既让我们看到了大众传媒话语机制的凌然强势，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探索和追求。他对文坛问题的思索也值得我们读者去思考借鉴，更好地指导个人的阅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