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博士做客《新人文讲座》，在六教6C300与300余名同学共同回望中国近现代“百年美术思潮”。梁江老师图文并茂、绘声绘色带领着同学们走过一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美术、西方美术、新兴美术三大版块并存，国粹、西化、融合三种观念倾向交错纠缠，美术革命思潮、西化思潮、美术救国思潮、现实主义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段起主导作用的总体美术特征。这次讲座不仅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图片，让大家大饱眼福，也梳理了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培养了同学们的历史视角和艺术鉴赏力。

梁老师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纵览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为大家介绍中国美术发展的背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是中国美术的特定语境，更是它依托的平台和嬗变的动因。因此，要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轨迹，不能不首先洞察二十世纪中国波诡云谲的社会风云。梁老师认为，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传统走向现代，由涅槃转往新生的蜕变。这一进程是沉重、痛苦和十分艰难的。

所谓文化艺术上的思潮，不外乎是基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化，从而在文化艺术上形成的某种思想倾向或潮流。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思潮也不例外。随着百日维新拉开帷幕，一股新鲜的空气向中华大地吹来。康有为尖锐批评了几百年来的文人写意画风，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以中国十五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

很快，五四新文化运动又点燃了美术革命的火焰，以陈独秀和吕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提出要对美术进行“革命”突出了两条鲜明纲领：一、革王画的命；二、输入写实主义。不难看到，这观点与康有为一脉相承。梁江教授接着谈到徐悲鸿题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这一代表性事件。徐悲鸿坚持引进西洋写实画法，他的“改良”观点基本确定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徐悲鸿学派的基本特征。

到了抗战时期，中国画家实地写生的热情又极大地受到激发，如沈逸千、吴作人前往战地写生、关山月往西北写生。代表性作品还包括蒋兆和1943年的《流民图》、李桦创作于1935年的《怒吼吧中国》。当时的情况，正如徐悲鸿所说，“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更对新文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一系列论述，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文艺、革命文艺经验的总结，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己形成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梁老师把新中国美术的基本格局划分为三大板块——延安的革命美术传统，来自苏联的模式，以及“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的若干经验。油画方面，向苏联和东欧学习成为主要途径。苏联的盖拉西莫夫、扎莫斯金、马克西莫夫，罗马尼亚的博巴等专家都曾来中国指导。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尤其为新中国油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中的冯法祀、詹建俊、靳尚谊、何孔德、侯一民等后来都成了新中国油画创作的中流砥柱。

建国后的革命现实主义美术思潮，是中国新兴美术运动的合理发展。但是到了狂热的“文革”时期，则成了一种极端化之后的畸变。不管是“文革”前期的红卫兵美术还是后期的工农兵美术，基本上都是图解政治的宣传品，艺术本身的元素至此已降至最低点。基于工具效能的需要，“文革”美术在肤浅层次上借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段和形式，乃至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的声誉受到至今难以痊愈的损害。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中国美术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很快走出了低谷，掀起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而当代中国的美术领域，呈现着前所未见的蓬勃发展势态。与近3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相对应，它在价值判断、理论向度、视觉形式、发展形态诸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元素。不过，多元化、大众化的艺术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庸俗化的艺术。梁教授认为新世纪中国的美术既不能片面崇尚西方现代主义，也不能过度强调传统文化，而应该把继承和创新、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

精彩的演讲结束后，梁江副馆长就抽象主义、当今中国文化输出、前卫艺术等问题和同学们做了交流，并表示非常欢迎和鼓励清华学子们前往中国美术馆参观，建议同学们以社团、班级等为单位联系美术馆，他们将为清华学生开辟绿色通道，甚至免费参观。这一提议赢得在场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我们也希望看到有半岛线上官网的清华学生走近中国美术馆，走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