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新创的“国学工作坊”在我校国学研究院会议室正式启动。首次讲演邀请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康丹教授（Daniel Kane, Macquarie University），他以“辽代汉语与北京话的起源”为题，报告了他利用契丹语文献对汉语词汇的音写形式来考察辽代“南京”（即今北京）汉语诸语音特征的新近研究成果。

成书于1324年的元代北曲韵谱《中原音韵》，是对于跟唐五代时期的中古汉语音韵差异很大的一种“大都”方言语音体系的最早系统记录。这种“早期北京官话”究竟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康丹教授从对现有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和综合出发，并结合他个人多年的考证与研究指出，由书写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大量契丹文墓志铭及哀册文对汉语词汇的契丹字音写，我们可以推知，这时候流行在今北京地区的汉语语音，与中古汉语的音系相比，已经发生了韵母简化、韵母音值变化、入声韵母的尾辅音消失等若干明显变化。尽管在诸如“日”母“儿”化等方面的语音演变似乎还未见痕迹，但业已观察到的上述变化都与《中原音韵》所代表汉语音系若符合节。如果可以认为，反映在契丹语文献里的辽代汉语在许多方面已与元代北京话相当接近，那么后者的成型就可能被前推到元立国汉地社会的至少两个半世纪之前。

康丹教授的报告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和回应。其中关涉到的有趣问题之一，是如何将报告所勾画的那种语音变异，放置在使用该语言的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的语言社会学过程之中去予以理解和阐释。辽代“南京”汉语方音的形成，究竟是以当日契丹人及其他非汉语统治人群兼操汉语所带动的语音讹变为基本推动力，还是在河南“雅音”失去其支配地位后河北原有汉语方音被突现出来的结果，抑或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艰深的学术之谜等待着专家们去揭明。

康丹教授现任麦考瑞大学中文系主任。1975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 一年后被派往赴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至1981年，方回到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大学中文讲师。1988年和1993年，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访问学人。1996年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康丹教授中国学研究造诣深厚，涉足领域亦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语言学、政治史、思想史和时事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