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4日晚7点，由我院经济学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理论经济学双周讨论会”秋季学期第二讲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由经济学研究所王至元教授作题为“从G20匹兹堡峰会看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向”的学术报告。

王至元教授在讲座中结合比较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三次峰会宣言的内容，对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一、从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三次峰会宣言的内容比较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二、如何冷静准确评价G20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三、为什么峰会强调“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又同时提出“准备各自的退出战略”？四、欧盟为什么把限制银行业高管薪酬发放作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任务？五、美国高调倡导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真实多重意图何在？六、峰会宣言回避了哪些最重要的问题，大危机是否可能“被浪费掉”？七、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向我们发出了什么样的重大警示？

王至元教授首先通过分析三次宣言，概括各国应对此次大危机的政策措施和理论认识的演变过程。第一，华盛顿宣言对于大危机根源的分析主要归之于市场参与者不负责任地过度追逐高收益以及政府机构监管不力等，克服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是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二，伦敦宣言的认识深化了一步，认为世界面临现代历史上自大萧条以后最严峻的全球经济挑战，但是对于危机的根源分析还是归之于金融业监管问题。在应对措施方面，伦敦宣言中提出了半岛线上官网具体性的措施，明确了需要实施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第三，匹兹堡宣言认为最近开始的经济复苏主要出于政府行为，私营部门和居民的消费仍比较低迷，肯定了应对危机的措施，也指出了现存的不足。概括来看，三次峰会对大危机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危机根源的认识未能深化、拓展；提出救治和预防危机的措施也在不断具体化，然而严重受制于对危机根源的片面认识。

对于如何评价G20取代G8这个问题，王至元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尤其不能过于乐观。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G8早已不具备权威性，G20取而代之是大势所趋。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仍然远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并且G20成员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和诸多矛盾，更难以形成有约束性的决定，故现阶段其象征意义更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建立公正合理的的国际经济秩序任务艰巨而道路漫长。中国人必须坚决抛弃所谓中美G2共治的幻觉，不要被人忽悠更不要自我忽悠，要看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G20中处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

对于理解为什么峰会强调“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又同时提出“准备各自的退出战略”这一问题，王至元教授分析道，因为实施历史空前的政府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蕴藏着巨大的政府公共债务危机和流动性危机，这很容易导致通胀、滞胀和资产泡沫；因而需要适时考虑并实施刺激政策的退出战略，但这种退出措施在历史上并无成功经验可循也无可靠理论指导。可以预言，适时恰当的退出战略是这次应对危机最难解决的问题。

对于分析为什么欧盟把限制企业高管薪酬作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首要措施，王至元教授提出限薪不是指绝对的数额限制，而是确立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合理分配原则。欧盟强调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因为企业高管薪酬发放不合理是现代公司治理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这是两权分离的企业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并且也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很突出。欧盟抓住西方公司治理危机的这一突出问题不放，也有和美国争夺应对大危机主导权的意图。此外，有些人把危机根源归结于人性贪婪是肤浅的和不负责任的，那还需要制度和文化干嘛。

对于如何理解美国在大危机后高调主张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王至元教授指出，美国所谓的平衡主要指国际贸易平衡。美国提出平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手段，一方面试图推卸减轻自己对引发大危机的责任，一方面逼迫其他国家在其他重要问题上向美国让步。并且，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旗号下，也便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应当看到，美国倡导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尤其是针对中国的。

对于如何看待这次大危机是否可能“被浪费掉”的观点，王至元教授分析，三次峰会回避了很多根本问题，尤其回避了对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特别是美元发行政策的监督约束问题，而缺乏有效国际约束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是导致这次大危机的基本根源之一。中国在伦敦峰会之前曾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但遭到美国和欧洲的迅速拒绝。另外，三次峰会还延续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源配置、淡化财富分配问题的传统，三个宣言没有谈到国际和国内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是导致本次金融大危机最深刻的根源。虽然高管薪酬是一个重要但是也特殊的分配问题，但对此也没有形成有约束力的决定。此外，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低利率货币宽松政策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直接原因之一，三次峰会宣言对此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并未能总结相应的教训。

最后，对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向我们发出了什么样的重大警示这一问题，王至元教授指出，三次峰会宣言对于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都只是泛泛而谈而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完全公平的国际自由贸易是从来不存在的，西方国家在需要保护时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从最近的一些案例中可以看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并且经济冲突可能演变为政治外交冲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绝对不可能长久持续的，中国必须以应对大危机为契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和分配机制，切实转变到内需主导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走向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道路。

王至元教授的讲座见解独到，思想深刻，深入浅出，博得了现场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在演讲结束之后，他还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与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