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4日下午，我院历史系李学勤教授做客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以“读爱因斯坦给后世的信”为题，与在场清华师生畅谈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和融合的可能。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爱因斯坦的《致5000年后子孙的信》为引子，回顾了近百年来科技与人文的发展和变化，指出科技和人文虽有紧张和对立的一面，但也有统一和融合的一面；展望未来，随着“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开展，科技与人文必将走向进一步的融合与统一。李先生的讲座横贯古今中外，覆盖科学、人文，他以历史上的相关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例，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引起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和长远思考。

讲座伊始，李学勤先生通过援引爱因斯坦1938年那封著名的《致5000年后子孙的信》，引出历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文环境的改善并非成正比这个话题。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用他信中的原话可以概括为：“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的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讯息。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影里，生怕失业而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地低下。”换句话说，由于科技飞速发展而人文环境恶劣，爱因斯坦当时所处的社会正处于科技迅猛发展而人文环境则每况愈下的矛盾情形当中， 李先生认为爱因斯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虽然已成为历史，当历史往往是今天的镜子，因此对我们今天有警醒意义。

接着李学勤先生讲到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C. P. 斯诺，他借用斯诺的题为“两个文化”的著名演讲，说明斯诺所担心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割裂在今天依然存在。李先生还特别指出当年斯诺在讲两种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将两种文化及其两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各打五十板。而是为所谓的“科学文化”捧场打气， 这一点曾经遭到西方很多人文学者的批评和反对，但在国内学界却常遭忽视，斯诺被误解为同时为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辩护。

随着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科技和人文分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技和人文需要通力合作，携手并进。关于这一点，李学勤先生表示他很乐观。他举例说，2002年在美国召开的《提高人类性能的聚合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心技术和认知技术》高级研讨会，以及由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创办的《科学文化评论》就是两个显例；20世纪的很多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运用科学方法从事人文和史学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和可能。

在李学勤先生看来，要实现科技和文化的融会贯通，必须要从教育着手。这就是李学勤教授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谈到台湾著名学者、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原因。李学勤教授高度评价了吴大猷先生当年论述学术和教育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社会富裕反导致学术下降》，另一篇是《通识教育》。这两篇文章对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它们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六、七十年代台湾学界和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并且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诉诸教育特别是要诉诸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主张，对当下中国有借鉴意义。

在讲座的结尾，李先生强调，正是由于科技和人文的相通性，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科技和人文的对立是暂时的，是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科技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随着通识教育等教育方式的推行和“全人”培养理念的回归，科技和人文定有相融合的一天。 李学勤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极具历史意识和前瞻视野。在师生互动环节， 李先生勉励同学们说，当代大学生应该志存高远，积极抵制各种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诱惑， 坚定信念， 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不但要学好自己的专业，还要努力培养各方面的兴趣，争取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李学勤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他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古文字研究和古史研究的权威。李先生的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奥秘》、《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以及《新出青铜器研究》。目前，李学勤先生正紧张地主持《清华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