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5日下午15：30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五)第四讲 “盛世的忧患——唐玄宗的道路”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讲座由我院曹莉教授主持，主讲嘉宾是我院历史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历史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中古社会与制度史与中西文化关系史。今天，张教授向在场的同学们讲述的是历史著名人物“唐玄宗”以及唐朝全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强盛及衰败之道。

转折的关键时期

张教授从唐朝在中国与世界的位置出发，通过与中国历史另两大高峰时期（秦汉与元明清）的比较，指出唐朝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秦汉时期是传统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时期，其经济发展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而元明清时期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南方。而唐朝的经济发展表现在在北方没有完全衰落的同时，江南已经很好的开发，即两者共同协调发展。并且，唐朝在文化上既有秦汉形成的彪悍直爽的民风，也有元明清特点的精致实用的商业之风。因此，唐朝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是前期历史的总结，也是后期历史的开端。所以说，作为中间连接的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张教授告诉在场的同学，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既关键又强盛的，天宝十三年已有7000多万人口，（当时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人口总和只有5000至6000万），总耕地面积达到6.6亿亩。可见，我们也不能忽视唐朝当时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开元盛世的形成之道

唐朝为何会走向强盛之道呢？尤其是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是怎样形成的？

张教授指出，人才是其中的关键之道。贤臣姚崇、宋璟，还有以清正著称的卢怀慎，以及以憨直见长的韩休等。最著名的事件是唐玄宗与姚崇的“十事要说”，姚崇曾经表示要唐玄宗答应他十件事后才愿意接受宰相这个职位，这十件事包括：“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行法治”、“租庸赋税之外杜塞贡献”、“寺庙宫殿止绝建造”、“礼接大臣”等。这些“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

于是，就有了“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户皆有驴……远适数千里，不持刀寸。”（《通卷》卷七），也有了诗句“稻米流脂粟白米，公私仓癛具丰实。”也有了唐朝经济繁荣带来的艺术巅峰。这些就是人们熟知的“开元盛世”。

盛世的危机

张教授随后着重讲述了唐玄宗盛世衰落的原因。指出产生危机主要包括逃户问题、兵制问题、用人问题、领导者个人因素等。

其中，逃户问题指的是当时社会上流动人口的失序状态，由于开元九年正月开始的宇文融括户（即改革户籍制度，包括外逃户口就地落籍、上报土地、6年免税等政策），用当时实际上已经过时的均田制重新规范新迁徙的人口，导致了问题的发生。而兵制问题主要体现在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改革，由于在募兵制中，士兵由节度使自行招募，兵将由分离到合一，这样就导致了节度使的势力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当时内外军事失衡问题，这也是造成唐朝后期“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与制度创新的缺失有关，之所以制度创新机制缺失则在于唐玄宗用人不淑，比如重用有野心的藩将如安禄山之类，奸佞的宰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宦官高力士等。最后，关键的问题在于唐玄宗自己，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作为一国的决策者，却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他曾经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然而，这些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是过于奢侈了。苏东坡《晁错论》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晚年的唐玄宗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丧失亲人之痛后，深感孤独，深感生命不常，沉迷到音乐与舞蹈之中，无视现实中的各种矛盾。杨贵妃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仅是唐玄宗一个人的心态的变老，也代表着整个唐朝开始走向衰落。

给我们的启示

伏尔泰曾经说过：“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张教授也总结道：君主的权势具有两面性，可以治，也可以败；专制权力的不可制约性终究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因此，这才更加体现出现代民主的先进性与必要性。

历史是面镜子，看待和分析历史是为了今天现实的发展，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我们今天也在创造历史。对历史的讲述有利于我们对于今天现实的把握和思考。最后，同学们进行了踊跃的提问，而张教授也进行了精彩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享受了一道历史美餐。